追溯起来，我们的保护意识是在梁思成林徽因那个时期形成的。
上个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他们两人前后走了200个古迹遗址，绘了2000多张图。抗战时期，夫妇俩在不断逃难的过程中，其他什么都没要，唯独这些古迹的资料图纸一直带在身边，最后到了四川的李庄。
当时梁思成有一个举动，他给全国几百个邮局写信，随信寄两个大洋，希望局长能在当地拍摄老建筑的照片。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很多邮局都回信了，还有的把两个大洋寄了回来。比如赵州桥的发现，都跟这些封信有关系。
最早一代的建筑学者，当时很多的构想是不被理解的，然而他们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去完成发现、整理、记录历史的工作，并将其变成一个建筑科学。有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些图纸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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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安奇开了一家建筑遗产咖啡馆，放着全国收来的老房子物件
所以，我身边很多人都在问，你去做这样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干什么？我就想用这个故事来回答他们。
而且梁思成和林徽因做的这件事是直接启发我的，我不仅要拍纪录片，我还在宋庄租了几间房子，成立了中国建筑遗产影像中心。
我鼓励更多的人，用手机拍身边的建筑影像，然后发给我们，就像100年前，各地邮局局长寄回当地建筑的照片一样。然后这个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所有人都可以来这里自由地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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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雎安奇在北京街头流浪，拍摄《北京的风很大》
对，大家一般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我自己的创作，一直都伴随着"一意孤行"和"没钱"。
1999年，我在北京电影学院拍了第一部作品《北京的风很大》。我们那一代人，谈起胶片电影，都是非常神圣的。可是一卷胶卷2000块，不知道要攒多少钱才能拍到。我从一开始就决定，绝不能受困于设备或资金，我不等待。
我就去了小西天的中国电影器材公司，问值班的老大爷，哪里有旧的16毫米胶片？他说地下室很多，都是垃圾要运走的，5块钱一卷。我赶紧买了一些，把过期8年的胶片装进电影学院租的6毫米宝莱克斯摄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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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组所有的人和设备都在这张照片里
剧组成员只有三个人。
交通工具是我买的两辆不知道倒了几手的自行车，还有问楼下收破烂的大爷租的三轮车，一天几十块。
我找了一个破档案袋，写了几个字"北京的风很大，1999"，当作我们的片名。
然后把电视机天线给拔了，把在小商品市场里买的30块钱的麦克风贴在上面，变成一个伸缩的录音杆。那两个剧组成员都疯了："你这一根话筒杆就做好了？"
我们把设备放到三轮车上，盖上一床单，骑着车就上路了。
我们在北京流浪了三天三夜，走到哪算哪，逮着路人，只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
十年之后，央视拍了一个经典的街头访问，也只问一个问题：你幸福吗？
到了后期，声音、镭射字幕我都做不起，因为已经花完所有钱了。
这么拍电影，当然得到了很多嘲笑讽刺不理解。没想到的是，我很快收到一封回信，说柏林电影节喜欢这部电影，决定资助我做完它。
40天后，《北京的风很大》柏林的银幕上映，电影杂志上出现了我的脸。
我的电影梦，就是从几十块钱开始的。
《诗人出差了》，2003年拍摄，2015年才剪辑完成
获得鹿特丹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和全州电影节最高奖
不光纪录片，剧情片我也这么拍。拍《诗人出差了》，我带了一个演员，去我的家乡新疆流浪了40天，我一个人包揽所有的活，导演、摄影、灯光、录音。我背了一个70升的双肩包，装着所有便携的拍摄设备。
我觉得我的电影梦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践行，别人看不明白，觉得是个笑话，我也解释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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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安奇的画作《草体》
雎安奇精力充沛，除了电影，还画画、做装置、做实验影像，
还开了一家宋庄有名的大盘鸡店
我有一张摄影作品叫《驿骑如星流》，猛地一看以为它是全黑的，其实是丝绸之路上的小旅馆的照片，不断叠加在一起。这个名字来自岑参的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
今年我48岁，从新疆这个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方走出来，起起伏伏拍了这么多电影，还在活跃。
我不想因为年纪和社会的影响，把年轻时的疯狂磨灭掉。困难也好，误解也好，不过就是天上的一颗流星而已。我不会被这些东西所束缚，我的勇气要在创作之外，我要让勇气成为我的作品。
不论是怀着电影的梦、艺术的梦，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你去行动起来，有的时候不是一个钱，就能说明一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