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替肝癌父亲挣钱，我改行当厨师，在荷兰卖牛肉米粉，半年挣20万
我是90后，彭博这个名字，是我的父亲彭程起的，他希望儿子是个朝气蓬勃的人。我还挺符合这个期望的，从小我就外向，爱跟人讲话。我在湖南常德的汉寿县长大，这里几乎没有山，但有河流。在我长大的年月里，可玩的东西不多。没有智能手机和发达网络的年代，我常去河边抓鱼钓虾。
小时候的我。
初中开始，我交了不好的朋友，打架、抽烟、逃学、成宿待在网吧打游戏。父母都管不了我，我经常挨打，我扛揍，反正我从小被打到大，皮厚。中考没考好，我爸花钱让我进了县一中，我依旧保持着无所事事的状态，学习上没有能让我专心的东西。
相反的是，我爸的数学和物理学得特别好，他生于1963年，在那个年代读到了高中，毕业后没几年到中学里做了代课老师。每次他辅导我做数学和物理，手里边总拿着个东西，我做得不对他就要抽我。他很疑惑，自己理科这么好，怎么儿子这么差？他打人的工具很多，有时是衣架，有时是鞋子和枝条，因为他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
小时候我和爸爸。
我爸有股粗粝、野蛮的生命力，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很强，他做事胆子大，从不优柔寡断，非常拼命。在他没去深圳前，他修过电视、倒卖过茶叶、包鱼塘养鱼、养珍珠。
1992年他去了深圳，属于第一批南下打工的人。在那里他进了一家电子厂做主管，管理工厂的生产，厂里主要生产不间断电源（UPS）。在他把工厂的效益做起来后，公司把他升到了厂长，每个月领三千的工资。
我五六岁时，和妈妈跟着他的工作调动去了北京，那时他的工资涨到了七千。我们在北京动物园附近住，每周我妈都带我到动物园玩。1999年，凭着这些年在工厂里学来的电子知识和技术，他把自己做UPS 的技术卖给了一个北京人，辞职后带着20万，我们回了湖南。
我和妈妈在湖南。
1999年前后，广州有个白总知道他在电子行业的名气，邀请他用技术入股的方式，在广州白云区做电子厂，还是生产UPS的机器，他做厂长，管理百来号人。
爸爸（左三）在电子厂。
因为我爸开电子厂，家里很富有，周围的亲戚都巴结他，想去他的厂里工作。那段日子他很风光，办公室在广州的金茂大厦，出门都是专车接送，住五星级酒店。2000年，他在老家请人设计，花了50万建起一栋三层别墅。
但小时候我不喜欢爸爸。他常年在外打拼，一年到头也就回家两次。他一回来我就要挨骂挨揍。他的脾气来得急，脸色说变就变，我很怕他。每次我知道他要回来了，回家前我都要楼梯口双手合十，祈祷他今天不在家。
在我五六年级时，每天的零花钱是10块，多得不知道怎么花，我总拿来买吃的。我那时比较贪吃，后来太胖，家里不让我吃太多零食，我就自己做饭，最喜欢的就是蛋炒饭。我很小就会做饭，为后来做外卖打下基础。
小时候的我和妹妹。
2001年，爸爸投在股票的钱基本亏没了，加上工厂的资金链断裂，他垫付了几个月的工资，电子厂破产后，家里的经济一下子就出现了问题。工厂倒闭后，他带着几个人在广州白云区的元下田社区继续创业，这里汇集了很多外省来的打工者，房租便宜。他在这里租了个房子，做家庭作坊式的工厂，继续生产机器。
爸爸的性格很鲜明，优缺点明显。他敢拼也努力，技术过硬，但爱投机取巧。为了节约成本，他进了二手的机器生产部件，机器质量不好，用着用着就坏了，退单的很多，他又亏了40万，只能赚钱还债。他说话不中听，跟人吵架时挑最难听的话说，虽然他帮过很多人，但吵着吵着，他身边就没有人了。爸爸后来一直创业，一直失败，跟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这时我上初中了，进入青春期，很敏感很自卑。身材很胖，家里条件不好，鞋子破了洞还是得穿着去上课，特别害臊。
而爸爸常年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和胆固醇，2010年，他突然中风了，造成左侧偏瘫。他要强要面子，不喜欢让人看到他偏瘫的样子。在外面走路时，他经常要把双手背在身后，用能动的右手去抓左手。其实别人都看得出来，因为他走路一瘸一拐的。中风后，他没有休息，没有退休，还是担起了这个家的责任，一瘸一拐地在广州打拼，我开始尊敬这个从小我就害怕、逃避的爸爸了。
而我在进入高中一年后，人生的转折点也即将开始。高二时，我的成绩不好，为了考大学，我做了艺术特长生，去学了美声。我从小就爱唱歌，周杰伦、林俊杰正流行，我戴着MP3，在被子里听歌。早读时，别人读书我唱歌。美声的要求很多，形体上人要板正，不能乱动。我开始一周一节声乐、视唱练耳的课程学习，一节课70块。
高中时的我。
老师一直在鼓励、表扬我，说我有天赋。带着我参加县里的歌唱比赛，穿着西装上台，那次我唱的是《月之故乡》，拿了二等奖。当我站在台上，底下的人都为我鼓掌，我的精神好像有了支柱，我有了可以依靠的东西。那时我也慢慢瘦了下来，音乐带来的成就感、自信，让我慢慢变得规矩了。爸妈都高兴，我和家里的关系也变得和谐了。因为音乐，曾经的不良网瘾少年考上了宁波大学音乐学院。
大学时期的我。
而爸爸在数次创业失败后，去了广州从化的一家公司上班，成为公司的研发人员。爸爸在广州工作，我在宁波上大学。我在大学里学音乐史、声乐、钢琴、舞蹈、形体。他在广州开发电解水设备，做氢氧机器。他为公司申请了近五十个专利，那时他的月薪是3万。
唯一令人不安的是爸爸的身体，那时他的三高很严重了，我要求他每天都要去散步、锻炼，他也听我的话。
大四时，学校组织了一个声乐大师班，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荷兰老师，Gerda van zelm，她是女中音。之前我在唱歌时总觉得嗓子不舒服，跟着她学了一段时间，发现了很多坏毛病--过度用嗓、下巴和颈部太紧，气息不流通。那时我临近毕业，进不了剧团，也许能做个艺考培训老师，但我不想就此止步，想在音乐上探索更多的空间，想在舞台上唱歌剧。我没找工作，决定去荷兰留学。
我有种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也不回头的精神，还是跟爸爸开了口。他那时的工资虽然是3万，但有2万是预付提成，公司承诺等他离职了一次性付清。所以他只能支持学费，生活费得靠我自己赚。来荷兰的学费是4万一年，加上生活费和其他费用，一年起码要十万，我没想那么多，也并不担心。
我出发去荷兰。
2014年10月我来到荷兰。刚来的时候我英文不好，半天憋不出一句话，在学校是用英文授课，上课时我只能听懂一点点，我就拿小本子一点点记术语，回去继续背。
但我的生存能力很强，不会说就多练习，用翻译软件。我是学校里唯一学美声的中国人，朋友们非常包容我，我越来越敢说，错了不怕，一年后，语言关我算是过去了。
我（右一）在荷兰的学校里。
来荷兰时，我身上带了一两万的人民币做生活费，以为能用半年，后来发现完全不行。我开始做兼职，荷兰的课业不重，一天上三四个小时，我用课余的时间打工。我什么都可以做，我做过二手房东，帮别人搬家，在后厨帮忙、打杂，帮不会说英语的华侨做翻译，带他们去医院。在荷兰用的是欧元，欧元比人民币的汇率是1:7，在这里的兼职收入很高，赚生活费不难。之后我做代购，收入稳定下来，不用再跟家里要钱。念完本科后我又上了2年的研究生，一直到2020年，我研究生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