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健康委发布《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托育服务即3岁以下幼儿照料问题受到高度重视。
据官方数据，2020至202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约20亿元，带动新增普惠托位20万个。
总的来看，生育鼓励政策强调对生育行为的直接刺激，但对家庭发展的环境制度支持还有欠缺。
生育支持不能"就生育谈生育"，国际上应对生育率下降的许多政策实际上是"家庭支持"，因为生育问题背后大多实为家庭困境， 缓解生育难题需要从家庭、生育、甚至工作/就业、住房等多个社会经济领域着手做长期的、制度性改善。
近期，日本拟增加育儿补贴以应对生育率下降。当地学者和民众认为该催生举措"短视""只顾扔钱""是一种不接地气的措施"，忽视了民众的"不安全感、恐惧和需求"。
在浙江部分城市的生育鼓励政策中，结婚补贴也是一个新招，常山县8月发布的生育政策措施提出初婚补贴，即"对于在该县双方均为初次结婚登记且女方年龄在2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至少一方为常山户籍的），给予1000元的奖励。" 该举措鼓励女方早婚（25岁以前），可能基于早婚利于早育、早育利于多育的生育规律。但从家庭和个人健康角度，组建家庭、生育后代的前提条件是人格成熟、经济独立并能承担养育责任。如果片面激励早婚早育，未必有利于个体成长、家庭稳定和后代抚养。促生育，应当兼顾完善托育教育供给、开展家庭政策支持等一系列配套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