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袁崇焕执行的又是何种策略呢?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事实上，这并无错讹。但是在花费了巨大的国力、财力，营造关宁防线众多壁垒之后，1629年，皇太极越过关宁防线，直逼京师。
无所察觉，更要命的是袁崇焕在率军到达蓟州之后，并没有立刻赶到距离北京最近的(四十余里)通州，反而是去了河西务(距离北京一百二十里)。国都危在旦夕，皇帝、王朝堪忧，这又是为何?兵部尚书、一国之君、国之股肱，孰轻孰重?而在赵率教以5000骑殉难，满桂大败之后，袁崇焕终于抵达北京广渠门外。
历史的残忍之处，就是他从来不看重你曾经努力，而是看的结果。本就被诟病，更是手握重兵，多次避开皇太极军，救援迟缓，间又要求入城，祸根已经种下。
是两个太监的反间计吗?是也不是。崇祯帝能够在袁崇焕僭越祖制，矫诏诛杀毛文龙后，并不追究，更在袁崇焕市米资敌之后，单纯下诏禁止，并不责难，但是这一次袁崇焕终于在危及到了崇祯帝本人之后，难免一死。
而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钱龙锡被温体仁和周延儒弹劾。朝堂重臣与边疆大将，更为可笑的是祖大寿在闻知袁崇焕被关押后，率兵出逃。这是出自本能的避祸，但更是赋予崇祯帝的一个信号，边军的军阀化。在袁崇焕写信召回祖大寿之后，终于在1630年六月后金完全退出长城一线，祖大寿领兵回到辽西。
于是便有了我们前文的诸多以"叛国、欺君"的大罪以及袁崇焕的被诛杀。"托付不效"，对于皇太极入侵而不知，拦截又不利，事实上有牵强附会，但"专恃欺隐"，皇太极能从轻松入寇，说其防守形同虚设，欺瞒圣上并不为过;至于市米资敌和谋款斩帅，1629年，关东本已饥荒，米价高企，大明王朝本可以依靠持久战，将皇太极拖死，但是袁崇焕却在各大边关都拒绝卖粮的结果之下，将粮食卖给了与皇太极交好的蒙古部族，而卖米过程中发现了女真人都不停止，结果皇太极安稳渡过危难;诛杀毛文龙的后果是再无后方势力牵制皇太极，而袁崇焕所希冀的独掌辽东，又有何用，毛文龙部下孔有德等人的叛乱又如何平定?
事实是，在你有所用，能为崇祯所用之时，他可能会隐忍不发，但等你袁崇焕认不清自己定位之后，这些坐实之罪证足矣，而至于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潜携喇嘛，坚请入城这些自然便是附会之言，欲加之罪。
但有市米资敌、擅杀主帅便已经足够。袁崇焕有功，但一样有大过。他也有必死的理由。只不过在大明王朝末年的乱象中，似乎他做出的成绩又是极好的，无可比拟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的军事策略或者说军事素养，能够比肩岳飞，韩信，而诛杀毛文龙、市米资敌所导致的后果更是远非2次大捷能够弥补的。大明王朝的灭亡更不是所谓诛杀袁崇焕，而是在历史周期律中各种矛盾的阈值爆发。历史人物的黑与白，也从来就像镜子。背后不干净，擦的再亮，也于事无补，但奇怪之处我们喜欢亮的。
参考资料：《瞿忠宣公集》《清实录·清太祖实录》《徐光启集》《崇祯实录--怀宗端皇帝崇祯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