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焉和刘表虽然均为宗亲，祖上同宗，但是两个人的做事风格也是截然不同，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刘表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少年激昂，站在风口浪尖之上，积极与宦官进行碰撞，最后结果就是刘表虽然收获了人望，却也遭受了党锢之祸，在外逃亡多年。刘焉退而保身，而且选择教学，明为隐居，实际上也是用宣讲儒法为自己积攒名声，以求日后可以东山再起，重回朝廷。
果不其然，七年之后，也是我们上面提到的，167年刘焉在宦官和名士两方皆不得罪的情况下，成功地凭借自己的名望和德行举贤良方正，再次回到了朝廷，同时刘焉也应该是感觉到了朝中宦官和士大夫之间势如水火的局势和难以调和的矛盾，又辗转任洛阳县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职，简言之就是东奔西走，四处避祸，效果也确实是显著，刘焉几乎避开了所有大规模的党人与宦官的纷争，虽然我们不能明确的去评判刘表和刘焉的做法谁更正确，二者的行为也都带来了不同的收益，但是刘焉的做法着实是一个官场之中的明智之举，使得他具有官场之中的有效话语权，也为他之后的"一计立诸侯"确立了优质条件。
188年的时候，刘焉看到了汉灵帝治理之下超纲混乱、王室衰微的情况，身为朝中太常的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出自《三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