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晚期，以赞普和大论（宰相）为首的国家顶级官僚并不是不清楚，穷兵黩武已经导致国家内部入不敷出、满目疮痍，为此吐蕃多次和唐朝会盟谈判也是试图以此来给国家争取缓一口气的时间。但作为边境将领来说，这无疑与其家族利益和个人利益相悖，因而唐蕃两国出现了国家层面使节往来热络，和平修睦之言甚嚣尘上，而边境线上依旧刀兵不断、烽烟四起的怪异现象。
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但所有开明的政治家都不会有意识地推动国家政体走向政教合一的方向，除非他本人就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信徒。当政权和教权合二为一后，国家的政治体制一定会固化到僵直的程度，这一点古今中外有很多非常明显的案例。
很遗憾，吐蕃中晚期的政治也走上了这一迷途，藏传佛教在桑耶佛诤中，先是斗败了原始的苯教，而后又将汉传佛教的顿悟派（禅宗）摒弃出局，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
之后的赞普开始在吐蕃国内大力弘法，相继出台了"七户养僧"等优待僧伽的制度，规定"作为寺产之民户及产业，不征赋税，不征徭役，不取租庸、罚金等项"，甚至颁布了，"凡辱骂僧人者割其舌，以恶意指僧者断其指，怒视僧人者剜其眼"的律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