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大流行心理创伤或长达20年，儿童和底层人士成最大受害者
持续近两个月的疫情中，一则视频曾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夜幕降临，被封控小区的居民推开窗，从点亮的窗子里向外嘶吼、呐喊。声浪此起彼伏，在垂直林立的楼宇间传递反射。
叫喊声所承载的意义或是愤怒，或是孤独、烦闷乃至单纯的宣泄。而这一幕，也成为疫情下大众情绪的缩影。
传染病大流行带来的，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也是社会心理危机。
据WHO统计，在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就大幅增加了25%。
《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仅在2020年，全球重度抑郁症的病例就增加了5300万，其中超过3500万是女性。
最大的受害者是儿童与年轻人。对于庞大的青少年群体而言，被疫情笼罩的两年，占据了他们最为重要的成长阶段。他们被要求待在家中，缺乏社交活动和户外运动的童年和青春期，在这些年轻人心理上所造成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
这场持续了2年多还将继续持续下去的大流行带来的不确定性，已从四面八方包裹住人们的生活，造成长远而隐匿的心理创伤。
不仅如此，在所有的人都焦虑时，有些人则会更焦虑。如果将国人的心理承压能力视作一条正态分布的曲线，那么本就处于左端的脆弱群体，在疫情的冲击下更是摇摇欲坠：
这其中，包括那些濒临崩溃却难以言说的底层劳动者、职业耗竭与应激障碍下的医务工作者、自伤与自杀率不断攀升的青少年、以及那些本就受精神类疾病困扰的患者……
处于崩溃边缘的人们
4月8日，小区被封控的第10天，外面下着小雨，出租屋里没舍得开灯，昏暗的餐桌一角，一直赋闲在家的李想两眼放光地开始向家人夸海口，说自己银行卡里有好几百万，要回江西老家结婚办酒席，买房买车买钻戒……
"他肯定是又出现幻觉了"，李想的妈妈被吓坏了，经常和李想聊天的朋友们也感到了这种害怕，李想肯定有些不对劲。
去年国庆节，从江西老家出发，单亲妈妈李敏搬家到了上海松江区的这个出租屋里，与打工多年的儿子李想同住。后来，李想的弟弟也过来跟妈妈哥哥汇合，他准备也在上海找个工作，指望着兄弟俩互相帮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
李想个子很高，身材消瘦，是一个车队里的货车司机，负责往附近镇子上的公司运输重物。工作中，除了开车，他还得帮忙搬运那些沉重的货物，起早贪黑的体力劳动令他疲惫不堪，每次深夜下班回家后，他草草吃过母亲准备的晚饭便上床睡觉。
但日子是有盼头的。这个年近30岁的单身汉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每月有8千~1万元的收入进账，能养活妈妈和弟弟。
然而，疫情改变了这一切。封控突如其来，没有通行证，车都不能上路，这也就切断了李想的收入来源。手里有几万元的积蓄，但要交房租，要买一家三口的粮食，只有出项没有进项，这个三口之家支撑不了多久。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在家里无事可做的李想，压力越来越大。
症状从一次争吵开始浮现。因为突然想买一部新手机，李想和李敏拌嘴，随后嚎啕大哭。李想觉得自己为家里付出太多，应该得到犒劳，但却被李敏阻拦。李敏认为，等解封了再买也不迟，儿子也许只是觉得受了委屈，便安慰几句作罢。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那次争吵之后，李想的状况急转直下，他开始不停地念叨着自己要翻墙出去办事，怎么都拦不住，李敏开始隐隐担心了，她委托居委会请医生来看病。结果，李想被诊断出双相情感障碍。
服药一周，李想的情况却是每况愈下，甚至出现了前面幻觉的一幕，他要回家办酒席，李敏叫他醒醒，"但他醒不过来了"。
"我的儿子一直都很乖巧懂事，为什么突然会得精神病？"李敏不明白。
在温州康宁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唐伟看来，李想的案例很典型，他代表着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
与上海类似，温州也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口。疫情以来，唐伟接诊过很多外来打工的患者。
他告诉八点健闻，"这些居住在城中村的底层劳动者，疫情一来，被封控在不是很熟悉的地方，出不去，也没有收入，他们的压力是最大的，时常处于崩溃边缘，却不知道去哪里找心理医生、如何宣泄。"
只有在症状显现时，这个边缘群体的脆弱才能被人知晓。唐伟医生接诊的患者常常已出现急性应激障碍，被家人或社区工作者送到医院来。
急性应激障碍的症状包括吵闹、幻觉、出现被害妄想等。如果没有及时接受治疗，病情会加重，甚至伤害自己或伤害他人。
在静安区某方舱医院工作的家庭医生赵斌也遇到过一位情绪激烈的女孩小米，她不愿意做核酸检测，且死活不肯离开方舱。
小米二十多岁，从南部省份来到上海打工，因为感染新冠，她租住的房屋已经被房东收回，老家的社区也不愿接收。如果核酸转阴，她将无家可归。
"我们出了3个医生才把她摁住做核酸"，赵斌说，"没办法疏导。这是生活问题，没地方赚钱，没地方住，我如果疏导她，不是在骗人吗？童话是吃不饱肚子的。"
看着这些病人的崩溃，赵斌有时也会回想自己--每日的排班从早晨6:30开始，到次日中午12点结束，共计31.5小时。
不过，赵斌深知：自己还不是最忙的。他告诉八点健闻：上海在封控前期进行大规模居民网格化筛查时候，有些同事凌晨一两点下班，凌晨六七点钟又去上班，日复一日。
"这份工作远远超过了身体能够承受的极限，做心理疏导也没用。"赵斌只能不停地对自己说，不能崩溃，千万不能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