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立国之前，武将与君王之间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战胜对手，能合力抗敌，而立国之后，君王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便凸现出来，而"杯酒释兵权"便是赵匡胤以"软处理"的方式来解决他与武将们之间的政治博弈。赵匡胤的这些武将们适合于建国前的征战，但未必合适于在宋朝立国之后继续掌兵权，这些武将们能征善战，但大都是"贪财好色"的鲁莽将领，如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等。若继续让这帮武将掌兵权，极可能会酿成大乱。赵匡胤深知他麾下这些武将的品性，所以，他通过厚重的赏赐来使武将们聚财和享乐，通过许诺联姻来保持武将家的荣誉和地位，以换取他们手中的兵权。如此以温和和有效的方式来解决皇室与武将们在宋初的政治博弈，这一做法显然比之前的汉初的刘邦和之后明初的朱元璋对付功臣武将的大肆杀戮要文明得多，算是比较高明的处理办法。
再次，赵匡胤通过"释兵权"来降低禁军将领的地位，推动"轻武重文"治国之策的施行。
赵匡胤剥夺武将权力先是从禁军入手的，而且，与"释兵权"相应的还采取了配套措施，即降低了禁军武将的政治地位。起初，禁军最高长官殿前都点检不但为正二品，而且与文臣宰相处于相同官阶，而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官阶也仅次于宰相。但在"释兵权"之后，禁军5个最高军职被废除，禁军原来的两司被分而为三，成了殿前司、侍卫马司、侍卫步司。三司均设置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其中，殿前都指挥使降为从二品，副都指挥使降为正四品，而侍卫马、侍卫步司两司的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仅为正五品，三司的都虞侯仅为从五品。
显然，新设置9个三司长官其品位都比以前低了，这是武将地位降低的重要标志，相应的，武臣的品位在整个官品中的官阶也相对降低了。比如，节度使降为从三品；节度观察使降为正四品；观察使降为正五品；防御使、团练使、诸州刺史降为从五品。甚至原为武官最高职衔的节度使在宋朝时不再由武将专任，而是由宗室成员、外戚及前宰相等加衔。
所以，"释兵权"之后，武官官品降低了，而文臣官职却升高了，中书令和尚书令皆为正一品。宁欣在《中华文化通志》指出："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式以防范、遏制武将势力的发展，并以文臣知军事，重文轻武遂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