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后勤制度，就更先进、更科学呢？
尽管从战争结局看，太平军的后勤制度不算成功，但其用比清朝少得多的资财，支撑并保障了长达14年、最多时达上百万官兵的日常生活与军事斗争，能做到这点已属不易。反观太平军的死对头湘军，从1852年曾国藩奉旨办团练，到1864年攻陷天京，总规模（注：包括驻川、闽、桂、浙的湘军分支）从未超过30万人，其中曾氏兄弟指挥12万人，但投入一线作战的可能只有约7万人。更何况，湘军兵力增长不快，初创时仅1.7万人。1858年三河镇之役，太平军全歼湘军悍将李续宾部约6000人，竟让清朝官员哀叹湘军"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可见湘军规模确实不大。而且，曾国藩采取发半饷制度，欠上几个月乃至几年饷银是家常便饭，这样算下来，12万湘军每年人工费并不高，估计也就300万两白银。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湘军对地方索取较少呢？恰恰相反，别看需要养活的官兵不多，湘军的敛财能力却一直"超强"。据统计，1853至1864年，曾国藩仅从江西一省就获得白银1019万两、大米近10万担。别的省份也没少给曾国藩"协饷"，1853至1856年，湘、鄂、粤、川、陕等省共发来白银约290万两，安徽则在1861至1864年提供了310万两白银。以上数据合计，就已超过1600万两白银，足够支撑极盛时期的湘军好几年开销。后来，湘军又开征厘金（注：商税），仅湖南一省年获利就达100万两。
另外，曾国藩之所以能"举国之力养十万兵"，还与清朝仍掌握中央政权有直接关系--湖南提供兵员，江西和安徽提供粮钱，湖北提供军需物资，其他省份则"有钱出钱，有粮给粮"。而这些关涉各方利益的繁杂事务，若无清廷居中协调，地方督抚尽力操办，曾国藩"高薪养兵"能否坚持10余年，是很难讲的。实际上，刚攻下天京，曾国藩就急着裁军以减轻财政压力，他给朋友写信诉苦说，"兵勇十万，欠饷已逾五百余万两，若不急筹遣撤……后患无穷"。
可见，区区十来万清军（注：12万湘军加5万淮军）之所以能扼杀太平天国，其最大优势并非精良的武器装备，或者压倒性的兵力规模，而是曾国藩依靠全国"输血"，才勉强坚持下来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这种求稳不求快的打法看似合理，但若遇到从制度、装备到技战术，特别是后勤保障体系都焕然一新的"狠角色"，就难免会贻误战机，甚至丧师辱国。他的学生李鸿章后来继承了老师这套保守主义的军事理论，在甲午战争时也大搞所谓"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结果被敢于冒险的日军不断抢得先机，最后落得个北洋水师覆灭、割地又赔款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