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大臣询问宋哲宗，能否将元祐党人从岭南调到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宋哲宗明确表示，绝不可以。
章惇对不起苏轼，仅仅因为他没有出手营救苏轼，而这，就像苏轼在元祐期间也未出手营救自己一样。他们彼此或许还有友情，但政治的介入，已让他们越走越远了。
宋徽宗时期，两人的遭遇更加耐人寻味。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劫后余生，获准北归，这次轮到章惇被贬到岭南。章惇的儿子章援向苏轼写信求助，此时距离苏轼病逝仅一个半月。苏轼收到章援的信"大喜"，抱病写长文作答。他虽然对章惇的被贬无能为力，但让章援转告其父要保重身体。
苏轼说，他与章惇订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他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党争倾轧，通通轻描淡写。这些和他们的交情比起来，都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