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明显的感觉是无力感和悲观。"曾参与过汶川地震以及泰国洞穴救援的资深应急救援专家王英颉说，自己第一次因救援感受到心理冲击，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每天看到太多死亡，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那种无力感让他自责："后来回到正常生活时，我稍微花一点钱都觉得有罪恶感，觉得那个钱应该拿去帮助汶川的人。"
消防系统资深救援专家郝建成（化名）曾亲历2008年汶川地震、2013年芦山地震等大型救援活动。据他观察，许多消防救援人员，尤其是初次面对此类灾难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会在强烈冲击下出现明显的心理创伤症状，"最常见的是话少、沉默，情绪低落。再进一步就是饭量变小、失眠。"
郝建成说，消防系统曾经尝试建立心理咨询体系，但至今未能成型，"虽然现在大型演习的时候会有这一块，但到底起不起作用，现在还看不出来。"
相对于搜救人员，现场的另一支救援力量是心理工作者们。他们一方面对别人给予心理疏导，另一方面自己也是极易在突发灾难后遭遇心理问题的人群。
"3·21"东航飞行事故心理救援专家尹平3月2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心理援助队总共有99名心理专业人员，其中国家级专家5名，省级7名，地市级专家72名。一共分为12个工作队，分别入住11个家属安置酒店（梧州市区7个，藤县4个）和1个事发现场的祭拜点。按两人一个小组对接一个家庭提供全程心理援助服务。
"一般来说，什么样的人能够去从事灾难后的心理疏导，我们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要求，但是，一定要有组织地去做，要加入专业团队，由团队提供支援。"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教授张波说，新手如果没有类似经验，自己也可能受到伤害。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每天开督导会成为必须的工作，"督导就是心理咨询师的咨询师。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沟通当天做的情况，以及明天的计划。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督导机制会发挥作用。"
心理干预人员在倾听遇难者家属倾诉的时候，如果过度地共情，会出现替代性创伤。"为了防止替代性创伤，在送别家属，离开救援现场后，心理干预团队成员也要完成一次属于自己的结束仪式，让这次行动成为团队成员自我修复和提升心理韧性的机会。"锁朋说。
3月28日，EOA的团队成员在梧州举行了这一仪式。
结束仪式这样开场，"谢谢大家能给彼此一个机会，坐在一起完成一个结束仪式。这些天，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在我们的人生中并不常遇到，或许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什么触动我们，无论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想法和感受，我们都可以借这个机会做一个梳理和分享，我们都可以自由地表达。"
2022年3月26日，搜救人员在事故核心现场进行拉网式搜索工作。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不在场的"受害者"
除家属和现场工作人员之外，一些"不在场"的人也同样受到强烈心理冲击。在EOA开通的24小时热线电话中，曾有MU5735机组的同事打进热线，称"感到无助和绝望"。
"虽然接受过很多专业的培训，也明白这份工作的风险性，但是这和真的看到这种（坠机）事情发生，就发生在自己身边，感觉是不一样的。"张蕊（化名）是一名前空乘服务人员，虽然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在天上飞，但仍有强烈的恐惧感，"会下意识地想，如果是我，如果我在那个飞机上。很容易代入其中。"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委员吴坎坎认为，民航从业人员高度卷入，"他们中少部分人可能会有恐飞或者失眠厌食情绪低落等应激反应，如果强烈到影响正常工作生活超过1个月，就属于心理创伤，需要专业诊断。"吴坎坎说，原则上本次事件后，所有的空乘人员都该做心理疏导。
"一个悖论是，他们很需要心理辅导，但是又不敢轻易让公司方知道自己的心理问题，因为一旦被知道，就可能面临停飞的风险。"赵然说。
几年前，赵然曾经给某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做过心理培训。在她看来，飞行员是一个高付出和高回报的职业。但也面临极大的心理压力，一旦身心出现任何问题，就无法执行飞行任务，收入骤减。她曾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评估过一位飞行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时发现，这位飞行员已经在外面自费30多万做心理咨询。
赵然在查阅资料后发现，有研究显示，在德国航空公司空难事故之后，经历过危机干预和没有经历过危机干预的个体和组织，都有显著的差别。未经干预的组织，大概在一年之后的离职人员可达40%-50%，而经过危机干预的组织当中的个体离职率很低，而且极少发生心理问题和创伤性心理障碍，能够更快恢复。
2022年3月26日，搜救人员为了安全起见，将安全绳一头挂在山上的树木上，一头系在自己腰间进行搜救。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