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谓与王曾的斗争智慧是两个级别。王曾看问题非常准，丁谓之所以权势滔天，不过是其得到了皇室的授权，军政大权均系一身，可以独断乾纲。于是，王曾利用后宫与丁谓的嫌隙，单独给两宫写了一封奏疏，其中写道："乞今后凡两府行下文字，中书须宰臣、参政，密院须枢密使、副、签书员同在，方许中外承受。两宫可其奏"。
这封常规奏疏的特别之处在于，通过集体领导的方式彻底瓦解了丁谓在中枢的势力，大大减少了丁谓手中的权力。此后，军国大事不再由丁谓一人独断，而需要宰相、参政、枢密使同在方可生效执行。丁谓那只手遮天的势力在王曾轻描淡写间不复存在。也难怪丁谓在知道这封奏疏后"谔然自失，由是深惮沂公(王曾)矣"。
和丁谓的前辈寇准一样，他最终的覆灭也是来自一场偶发的事件。恰逢王曾上疏的同时，发生了负责建筑真宗陵墓的内侍雷允恭擅自改变陵墓位置的事件，丁谓作为山陵使，试图隐瞒事实、包庇雷允恭。但是正所谓纸包不住火，时任开封府长官的吕夷简（仁宗朝的又一权相），开始积极调查。颇懂权术的吕夷简知道丁谓多智，所以并没有直接将问题引向丁谓，而是仅查到雷允恭便停止。
丁谓自以为平安无事，便任由吕夷简奏对。却不曾想，待到吕夷简正式在朝堂上奏对时，将丁谓移陵墓、瞒事实、庇同党等问题合盘托出。刘皇后斥责丁谓，将其贬谪崖州，彻底离开了政治集团。而吕夷简则成功晋升为参知政事，进入中枢，开始了他的权相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