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这三个地区处在不同的地缘政治格局当中，到目前为止各自的危机也是各自不同历史和现实背景中“各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相互之间没有内在联系。而一旦将它们置于文明理论的框架中进行分析，会发现这三个地区热点有着一个显著的共性，即：它们都处在西方文明与其他几大文明势力范围交界的地带，并随着西方文明势力范围整体上的时进时退而不断爆发危机。在访谈中我说：
从西方文明在地理上的扩张这个角度看，这个大扩张一旦开始收缩，必定会在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进行挤压并发生冲撞的各个前沿地区留下一些长期拉锯争夺的地缘冲突热点。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中，这些地缘冲突热点都可以清楚地辨识出来。阿富汗就是西方文明在伊斯兰文明势力范围前沿留下的地缘冲突热点，乌克兰就是西方文明在东正教文明势力范围前沿留下的地缘冲突热点，台湾就是西方文明在中华文明势力范围前沿留下的地缘冲突热点。
乌克兰在历史上与俄罗斯密不可分，这一点无法否认。从文明划分上看，乌克兰社会属于东正教文明，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拜占庭文明，就是东西罗马分裂之后以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向东北方向扩展的那一支文明。
公元10-13世纪的基辅罗斯，指的就是斯拉夫人在刚刚从维京人游居传统转入定居文明后所建立的、以基辅城为中心的领土国家；由于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公元988年接受了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作为国教，基辅罗斯就成了“北方拜占庭”，基辅城就成了第聂伯河上的君士坦丁堡，是东正教的圣城；从君士坦丁堡派出的传道者，让斯拉夫人的土地上有了教区和教堂，人民有了语言和文字。而无论今天的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如何争辩自己的历史，谁都无法否认这一共同起源。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面积与法国相当的国家又正好处在“欧洲之门”这样一个地缘政治要冲的位置上，时而成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桥梁，时而充当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屏障，这也就注定了乌克兰成为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在其互有攻防的漫长冲突历史中的必争之地。
历史上，先后成为这片土地主人的公国、王国和帝国多达几十个，18世纪的乌克兰被圣彼得堡、维也纳、华沙和伊斯坦布尔轮流统治，19世纪的统治者主要是圣彼得堡和维也纳这两个，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莫斯科成为乌克兰土地上唯一的最高级主人。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乌克兰进入了新时代，名义上主权独立完整，并可以自主选择同盟关系。
而这个突然到来的选择自由，也恰恰就是乌克兰危机的开始。因为在文明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这个国家所处的位置，正好处在两大文明势力范围的交界线上，文明分界线与政治边界线两者严重错位，差别巨大，先天地决定了它不太可能以当前的疆域和人民为基础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中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单位。
这属于文明冲突理论中的原则和常识，只要现实政治中的边界线不断冲击基于文明历史形成的分界线，战争就迟早会爆发，无论是几十年还是上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