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担任过美驻苏大使的外交官小杰克·马特洛克是另一个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在一个多月前发文说：“今天，我们面临着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一场可以避免的危机，这场危机是可以预见的，是故意促成的，但只要运用常识就可以轻松解决。布什总统、奥巴马总统、特朗普总统和拜登总统所推行的政策都为我们走到这一步做出了贡献。”
理论家的茫然和理论的无力在此问题上暴露无遗。既然通往战争之路早早就看出来了，为什么各方却仍然你追我赶地一路走了下来？既然避免战争之原则早早就明确了，甚至可以简化为几条常识，为什么却没有人遵守，无论哪一方都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有一些远比现实主义理性原则更为强大的力量始终在事情的背后起着作用。在文明冲突理论中，将和平默认为各方的共识是根本靠不住的，在文明这个永恒的主题下，总有一些章节写满了战争。
文明冲突理论视角
与基辛格所说的原则和马特洛克所说的常识不同，在文明冲突理论上，还有另外一些原则和常识。但不幸的是，它们都更为不祥乃至凶险。在乌克兰问题上，通过文明冲突理论所看到的，该国目前面临的危机不是可否预见的问题，而是注定要出现的，也不是能否避免的问题，而是完全无法逃脱的。
在当今这个可以按照几大文明板块划分的世界，乌克兰危机并非孤例。如果塞缪尔·亨廷顿是对的，冷战后的世界实际上划分成了“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那么，当前乌克兰的困境，就属于那些地处西方文明与其他几大非西方文明势力范围交界地带的国家普遍存在的情况。
类似的国家，在东欧、中东、东亚、南亚各地区还有很多，虽然具体情况不同，但困境的本质一样：该地区在历史上属于一方，而现实中又被另一方当作了争夺对象，结果是，在基于文明历史而形成的边界之外又形成了基于现实政治的边界，两个边界并不重合，甚至相差极大，紧张关系因此而生。
在去年11月份的一次访谈中，我根据新书《文明的逻辑》中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提出了一个观点：中亚的阿富汗、东欧的乌克兰和东亚的台湾，三个相距遥远的地区，可以归为同一组，作为理解当前世界紧张局势的三大焦点。
《文明的逻辑》，文扬著，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