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后，美国、英国、非盟都任命了自己的非洲之角事务特使。不过，美国、英国的特使都属于兼职，是在2020年底埃塞俄比亚内战爆发后，为斡旋人道危机而建立的职务。美国国务院非洲之角事务特使一度由国务院之前的苏丹事务特使费尔特曼兼任。英国作为非洲之角多数国家的前殖民宗主国，又是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殖民者的“盟友”，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但英国的非洲之角事务特使同时兼任红海事务，多数时候穿梭于波斯湾各国之间，甚少在非洲之角出没。
布林肯宣布萨特菲尔德出任非洲之角事务特使后，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无论是埃塞俄比亚还是苏丹，“有需要的”非洲国家都对英美这种“飞来飞去”的特使感到厌烦。一个细节是，苏丹政变前夕，苏丹军方官员对飞到首都喀士穆的费尔特曼说，不打算用武力罢免总理。等费尔特曼飞离苏丹三个小时后，政变就发生了。
非洲联盟则任命刚刚卸任的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出任非盟非洲之角事务特使。在非洲内部，西部非洲地区的国际合作和冲突解决一向被视为模范，作为西非大国尼日利亚连任八届的总统，奥巴桑乔领导西非国家共同体成功处理过塞拉利昂政变、冈比亚民选和平过渡等重大冲突危机，多次化解了政治分歧带来的战争风险。
与联合国、美国、英国的特使不同，奥巴桑乔在非洲之角声誉更高，且他不负有多重使命，专注解决埃塞俄比亚冲突局势，到访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次数也更多。因而，到2021年11月，奥巴桑乔向联合国及非盟汇报时表示，自己的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阿比政府和提格雷双方都认可他们的冲突属于“政治危机”，愿意通过政治对话解决问题。然而，从确立基本共识到实现和平，中间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显然不是非盟及奥巴桑乔可以独立完成的。
去年，笔者曾在一次活动上偶遇某国际组织前驻南苏丹特别代表。谈及苏丹和南苏丹的人道危机迟迟无法解决，他表示：自己在南苏丹履职四年，经常在公开场合遇到中国大使和美国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苏丹和南苏丹事务特使。但是，“在一个场合同时遇到中美大使、特使的机会非常少”。他坦言，这并非中国或美国的问题，而是非洲事务中普遍存在的“大国沟通缺失”，但这往往意味着很多关键问题沟通效率低下。
“如果大国在冲突地区的派出机构能获得授权，增加双边、多边接触，事先协调立场，很多问题早就解决了。”这位常驻全球冲突地区的官员表示。这固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述，但也是非洲多数人道危机面临的现实困境。面对埃塞俄比亚危机的奥巴桑乔，就不得不四处联络域内外大国和国际组织，警告世界“政治解决的窗口期只有几个月时间，稍纵即逝”。
作为影响非洲之角各种危机解决最大的域外因素，当前美国政府内的形势也给予世界以“窗口期”的希望。历史上，美国国务院相对不重视非洲及非洲之角地区事务，又由于该地区在区位上接近红海及中东地区，所以美国国务院非洲局高层官员和驻非洲之角及周边国家的大使，一般由有中东服务经历、说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外交官出任。
现任国务院分管非洲局的助理国务卿莫莉·菲 （Molly Phee）就出身中东事务部门，初入国务院学的是阿拉伯语，之后在伊拉克和中东人道事务工作中成长起来。不过，她此后长期参与美国非洲事务，担任过苏丹和南苏丹事务特使幕僚长、驻埃塞俄比亚使团副团长、驻南苏丹大使等职。
提名这位熟悉非洲之角事务的外交官出任分管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并在2022年1月就任命新的非洲之角事务特使，都展现出拜登政府对非洲之角事务的重视。毕竟，直到现在，美国国务院分管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及诸多非洲事务相关的高级外交官、大使人选，都尚未得到确认。
美国与台湾当局“联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