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时代的青藏科考有一系列新科技装备加持，但高原反应、极端的野外环境、种种危险等客观困难是必须靠人来克服的，而进入冰川、湖泊、森林开展考察工作，人力始终是不可替代的。最令人恼火的是，仪器也有“高原反应”。受高原特殊的气压、湿度、温差等气候环境影响，很多仪器上了高原就会失灵，有时候，科考队员辛辛苦苦采集的数据，说没就没了。
记者采访过的每一位在青藏高原做研究的科研人员，身上都有一种相通的气质：乐观、豁达、热爱野外、特别能吃苦。他们脚踏实地，勇于探索，协力攻坚，勇攀高峰，这是我国老一辈行走在青藏高原上的科学家开创的、并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的青藏科学精神。
科考队员采集岩石样品
新中国成立伊始，青藏高原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当时对青藏高原地区的科学研究，只有极少数的外国探险家和传教士收集过一些零星资料。从那时起，青藏高原研究就成为我国国家战略层面的科研任务。科学考察工作也从20世纪50年代起陆续展开，对局部地区自然条件、地质、农牧等进行了一些专题性科考。
1973年，第一次青藏科考大幕拉开，由著名地理学家、土地资源学家孙鸿烈主持。基础条件差、物资匮乏的岁月，400多人毅然投身科考事业，啃压缩饼干，喝水壶里已经凉掉的水，就是一顿午饭；最好的投宿地是部队的兵站或地方的运输站，住双层大通铺；无数次前方无路，无数次下河推车……4年时间，从喜马拉雅山脉到藏北无人区，从横断山脉到阿里高原，科考队员几乎用脚步丈量了青藏高原全境。
图源：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网站
这支特别能吃苦的青藏科考国家队，开拓了青藏高原的科学大发现，也为尔后的青藏高原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这种基础不仅是科研工作本身，还包括工作方式和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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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极”研究看中国
青藏高原这块土地的神秘曾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他的著作《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这样形容：“到1907年1月为止，我们对行星面上的这部分（青藏高原）与对月球背面同样一无所知。”100多年后的今天，在科学家们的探寻和仪器设备的测量下，青藏高原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
科考队员连夜整理科考资料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无力组织大规模科考，到如今组织数千人、预计长达10年的第二次大规模青藏科考。今天，中国的青藏高原研究走上了世界舞台，并敞开怀抱，与全球各国科研机构携手。
改革开放后，一大批受益于各项中外联培计划的科研人员，为青藏高原各研究领域带来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面向国际研究的前沿领域，我国青藏高原研究开始从以定性为主转向定量、定性相结合，从静态转向动态、过程和机制，从单一学科转向综合集成，从区域转向与全球环境变化相联系。
随着我国科研人员对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及其在全球生态环境中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入，2009年，姚檀栋联合国内外“第三极”研究科学家共同发起“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致力于推动“第三极”地球系统多圈层研究，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
美国伯德极地研究中心朗尼·汤普森教授是“第三极环境”的联合主席之一。这位“第三极”的“好朋友”，疫情之前几乎每年都要上青藏高原野外考察，尽管已经70多岁，还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另外两位联合主席是德国国家自然博物馆馆长、古生物学家福克·莫斯布鲁格教授和姚檀栋。
“第三极环境”每年开一次例会，约定往后在尼泊尔、印度、美国、德国开，各国轮流做东。但2011的年度例会竟然是在冰岛开的。原来，冰岛总统听说了这一计划，希望与北极研究结合起来，特发出邀请。
这种跨国家、跨地域、跨学科联合研究的方式，把欧美研究者擅长的模型、方法引入“第三极”地区，同时共享更多野外一手数据，推动研究领域整体发展。
科考队员背着钻取的冰芯样品下山
近年来，中国科学家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论文数量和引用率稳居世界第一。世界极地科学圈中，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的“第三极”研究作为一支崛起的力量备受关注。
全球都在关心气候变化，科学共同体期待来自“第三极”的声音。接下来，第二次青藏科考将继续聚焦“变化”，回答一系列问题：如何整合各类观测与模型，预测气候变暖下亚洲水塔未来的命运？青藏高原环境变化给周边地区带来什么影响，如何应对？青藏高原是怎样响应全球变化的？高原生态演化与人类活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青藏高原地球系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青藏科考数据共享平台、青藏科考地球系统多圈层综合观测平台等也都在建设中。
科研人员们还将继续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探索，努力解开藏在这里千万年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