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侵犯她们个人权益、一手扼断她们人生可能性的父母，却很少受到法律惩罚。此前广东茂名17岁女孩小慧被逼嫁人，也是经当地民政、妇联、公安多方调解，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小慧父母才同意解除“婚约”、退回彩礼。虽然调解也是相关部门积极履责的体现，也阻止了荒唐的婚姻，但在旁人看来，如果不能让愚昧、不负责任的父母长长记性，不能让他们为此付出实质性的代价，很难打消其“卖女儿”的念头。这次是14岁女孩及时报警，逃脱了虎口。下次呢，她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当然，执法部门也自有难处。法律明确禁止早婚，但对此缺乏相应的惩处措施，在现实中无法进行有效约束。此前，有人大代表呼吁，要对早婚早育现象进行地方性立法，对违法的父母施以适当惩戒。一些地方有了相关尝试，2019年底，贵州省黔东南州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联合出台规定，依法惩治早婚早育、抢婚、不送子女入学等违法行为，涉及早婚早育、未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辍学等相关违法行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民众希望，国家法律同民间礼俗竞争时，不要居于下风。早婚问题，不同于其他的陋习，它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切身利益，不能当成简单的家事纠纷来处理，法律该亮剑时须亮剑。但对于地方治理而言，动辄以法律力量介入民俗事务，用强制手段扭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对普遍不知法、不守法的父母进行惩罚，可能会遭遇民意的强烈反弹，引发社会矛盾。所以他们不得不兼顾乡土人情，更愿意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引导当地民众改变落后习俗。
少数偏远地区早婚现象盛行，一是传统观念使然，认为女性的天职就是嫁人生子，年龄越小选择空间越大，年龄大了不出嫁，就会被指指点点。很多花季少女，即便没有家人逼迫，也会把嫁人视为唯一的出路，早早地服从命运的安排。二则是贫困使然。这些地方往往盛行“读书无用论”，女孩读书就更不用说了——早点嫁人，不仅减轻家里负担，还能拿一笔彩礼钱。
可见，要破解早婚的顽疾，在加大普法之余，根本上是要拓宽当地女性的选择，保障女孩读书的权利，并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用她们走出去的经历向当地人证明，知识就是金钱，女孩读书比嫁人更风光。那些没有意愿接受教育深造的女孩，也能通过职业培训掌握一技之长，从而有底气拒绝父母的安排，对抗陋俗和偏见。这是这些地区一直在做的事情。
可是，观念的改变非一日之功，而花季少女的人生经不起耽搁。眼看着十几岁的孩子被迫荒废学业，早早进入婚姻，背上沉重的家庭负担，法律若像只没牙的老虎，处处被动甚至无动于衷，不仅旁人看不过去，也会让违法者无所顾忌。动辄使用强力手段、以雷霆万均之势推进固然不可取，但惩戒措施的彻底缺位，也会拖慢移风易俗工作的进程，危及未成年人的利益。还是那句话，无论何时何地，法律都要为未成年人撑腰，落后习俗不应成为违法父母的挡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