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刚毕业的吴弭在波士顿咨询公司获得一份颇具前景的工作时，妹妹谢瑞尔的一通电话将她拉回残酷的现实，“我们需要你回家，马上。”
吴弭急忙赶回家，当即被母亲的病情震惊了：母亲拿着行李箱站在雨中，确信会有一名司机来接她参加秘密会议。她仔细端详着吴弭的脸庞，反复确认她是不是机器人。
那一年，22岁的吴弭被迫成为一家之主，扛起了全家的责任：母亲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她带着母亲接受精神治疗。她还开了一间小茶馆，想着让母亲在恢复正常后接手；她也成为家中最小的妹妹（11岁）的主要监护人，最终申请到了法定监护权。
“我记得很多父母会疑惑，‘她（吴弭）什么时候生了这个孩子？’”彼时妹妹所在学校的助理校长托雷斯向波士顿公共广播电台（WBUR）回忆说，“当吴弭还很年轻的时候，她就懂得如何为人父母。”
吴弭将这段经历视作她人生的十字路口——她放弃了父母替她安排好的人生剧本。成为一家之主后，在政府机构碰到过的繁文缛节，让沮丧的她发奋考进哈佛法学院，攻读法律博士（J.D）学位，并把母亲和妹妹从芝加哥接到波士顿一起生活。
吴弭在20岁出头所经历的家庭变故，以及与政府打交道的挣扎，都牵引着她从政治“局外人”逐渐走近波士顿权力政治的中心。
谈及自己从政的决定，吴弭在今年7月的一次采访中告诉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20岁左右经历的那场危机，让她深切感受到了与政府接触的沮丧与挣扎：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极其复杂；给妹妹们争取学校补助十分繁琐；在当时的体制下，想要经营小生意维持家庭运转，各种问题接踵而至。
“我受够了……任何需要帮助和资源的地方，都有无形的障碍需要跨越。”吴弭在采访中坦言，这些经历“打破了她试图远离政治和政府的幻想”。
与此同时，她也深知，还有许多波士顿家庭正在经历着她曾经的挣扎与痛苦。和年纪轻轻被迫成为一家之主一样，当再次走到人生十字路口，吴弭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从政这条路。“当我有机会能为更多家庭打破障碍，我不得不将责任扛在肩上，这仿佛是下意识的举动。”
在吴弭步入政界之时，民主党进步派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是绝对不能绕过的一位“伯乐”。
彼时在哈佛教授合同法的沃伦，至今犹记得吴弭到办公室找她的情景。沃伦向《纽约时报》回忆道，吴弭在法学院的第一学期因学业不够精进到办公室向她道歉，但沃伦当时并没注意到吴弭在学业上有任何问题。“她觉得自己没有尽力，希望我明白，她没有任何不尊重我的意思。”
今年9月，沃伦参与吴弭的市长竞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