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土耳其从地缘战略到对外政策也在逐渐降低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即土耳其政府常说的“战略自主”。
在实际行动层面，这种独立自主性自然体现为减少对西方的依靠，而更多地注重与中俄等非西方世界大国发展双边关系。近年来，土耳其与俄罗斯“冰释前嫌”，与中国高层交往频繁、经贸与大项目合作稳步发展，且没有向西方那样就新疆地区等问题触及两国的红线。
埃尔多安（右二）更倾向于在西方与非西方大国之间的平衡外交，图源：美联社（AP）
此外，就如何“重置”国际关系而言，美国与西方的看法，和土耳其自然不会同调。
当美国与其盟国不断强调跨大西洋联盟、“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及小圈子的“价值观外交”时，它们对“重置”的定义，具体来说便是土耳其应取消向俄购买S-400系统，改变现有对华外交政策，并重回美国及其盟友的圈子。
然而，埃尔多安政府所理解的“重置”，则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要适应地缘政治的现实，尤其是土耳其所处区域形势的现状，以及调整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和行动。所以土耳其政府并没有随着拜登的上台而取消对俄军购，或者开始就中国新疆地区事务采取敌视行动。而土耳其这种独立自主、与各方较量且都存在矛盾的外交实践，也体现了一种更加平衡的重置外交理念。
显然，这样的土耳其并非美国和西方世界眼中“合格”的伙伴。随着埃尔多安在处理内政方面引发它们和土境内反对势力不满，美西方声援甚至支持价值观接近的土耳其组织与个人，也不足为奇。
不过，无论西方各国多么不喜欢当下的埃尔多安政府，这次主动松口、迅速停止风波的姿态也表明，它们不愿也无法彻底激怒埃尔多安、与土耳其撕破脸。毕竟土耳其的地理位置是不会改变的，正如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所说，这是“唯一一个与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壤的北约盟国”，这种特殊的战略位置和战略意义无法取代。
另一方面，除了外交与安全因素，遭受疫情重创的土耳其经济也不可能完全靠非西方国家替代美欧市场，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投资与贸易对于土耳其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在此情况下，适度降低期待，务实看待双边关系，合理管控分歧和危机，恐怕是比一次强硬的联合声明更合理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