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况下，卡瓦拉于2017年被捕，开放社会基金会于2018年被禁止在土耳其活动，自然在意料之中。除了持续数月的“占领盖齐运动”和2016年未遂政变，泄露国家机密也成为指控他的罪名。
自卡瓦拉入狱以来（共“三进两出”），西方各国及国际组织便没有停止对他的关注与声援。2020年9月3日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做出决议，要求土耳其立即释放卡瓦拉，国际法律家委员会和人权观察组织也做出了同样的表态。
实际上，就在西方10国大使馆集体发声之前，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便在今年9月给土耳其下了“最后通牒”：今年12月之前释放卡瓦拉，否则便启动针对土耳其的违规听证程序。
由此可见，这10个国家的“突然”发声其实并不突然，只是在埃尔多安的强硬回击面前，有些“不堪一击”。
二、“所谓的战略伙伴”？本就“殊途不同归”
土耳其与西方世界的不对付，当然不是由卡瓦拉所决定的。
无论是地缘位置、国家发展现状，还是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社会机制，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可谓完全不同。之所以成为北约成员国并至今被视为“重要的北约盟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冷战背景下的地缘战略需要（遏制苏联），以及当下特殊的战略位置。
正因为骨子里的巨大差异，拜登政府上台后的“美国回归”政策、致力于恢复关系的盟友，并不包括土耳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1月19日尚未正式上任时，便用贬义的口吻称土耳其为“所谓的战略伙伴”。此言的确不假，抛开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与价值选择不谈，在只关乎现实利益的战略层面，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这些年也和西方渐行渐远。
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今年1月29日发表的《美土关系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充满危机》一文，便列出了拜登时期考验美土关系的五大危机：
· 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防御系统，2017年，在第一批S-400系统交付后，埃尔多安于9月26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电视节目中表示，土耳其打算向俄罗斯购买第二批S-400系统，以及美国可能追加对土方的制裁。
· 叙利亚问题，土耳其长期以来将“人民保护部队”等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视为土耳其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作为“恐怖组织”予以武装打击，而美国则要通过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与“人民保护部队”合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 东地中海地区问题，随着天然气资源之争升级，土耳其与同为北约成员国的希腊和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关系紧张，双方不时拉盟友举行联合军演，导致局势剑拔弩张，也令美国的协调难度重重。
· 穆罕默德·哈坎·阿蒂拉获罪，美方认定这位土耳其国有的人民银行副行长欺诈、帮助伊朗规避美方制裁，将其逮捕并判罪，而10月22日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更是裁定该银行应获刑事犯罪起诉；在土耳其政府看来，这是干涉土耳其内政的“政治阴谋”。
· 埃尔多安近年来大力推行“伊斯兰化”，打击世俗主义者和其他异见人士、扩大总统职权和任职期限问题上，拜登政府一改特朗普时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可能加大对土耳其“民主倒退”的谴责与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