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有兴趣对现状发出挑战的国家越来越多。民主的衰退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瓦解，造就了更多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政府不一致的国家。同时，美国政策的明显失败，比如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的失败，使美国经济胁迫的威胁显得不那么可怕。随着愿意挑战美国利益的国家数量的增加，美国内部对这些国家进行制裁的要求也在增加。
与此同时，其他外交政策工具的政治吸引力却大大降低了。
尽管拜登保留了特朗普政府大部分的制裁措施，但他也兑现了今年晚些时候从阿富汗撤军的承诺，这并非巧合。长达一代人的反恐战争已经让决策者和公众对大规模军事干预失去了兴趣。盖洛普202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该率先发动对另一个国家的打击，这是该问题自2002年提出以后达到的最高点。
即使是小规模的军事袭击，如无人机袭击和定点爆炸，在政治精英中也变得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许多美国人相信，即便一开始可能只是有限的军事干预，也很容易演变成一场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战争。
如果说民意已经发生了变化，大棒已经没什么作用了，那么胡萝卜则变得更难以下咽。80多年来，美国一直愿意向各国提供对外援助和优惠贸易协议，以此推动更灵活的外交政策的转变。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支持经济开放的政治氛围陷入停滞。外援从来都不受人待见，但在这个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外援更不受待见。（观察者网注：美国的外援基本上都附加了政治条件。）
至于贸易，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纲和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口号都不再支持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即使总统希望达成这样的协议，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也会使国会很难通过。
其他手段的成本越来越高，制裁却更加容易了。因为美国法律授权制裁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对国会来说，经济胁迫能在政治上实现精准打击：它比宣战花费更少、风险更小，但又比象征性的决议更严厉。政治家们起码可以告诉他们的选民，他们正在努力解决问题，虽然效果并不好。
制裁之所以成为更优先的选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额外影响。全球化的经济网络增加了美国作为中心枢纽的力量。由于美国银行经手的全球交易的比例高得惊人，美国越来越能够将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作为自己的武器。它甚至利用自己与盟友的经济关系。在全球化真正普及之前，各国不愿意制裁自己的条约盟友，因为如果盟友寻求新的经济伙伴，发起国将因此遭受损失。然而，美国强大的金融网络削弱了美国盟友寻找美元替代品的能力（尽管这种强大也在促使这些国家寻找美元的长期替代品）。
改变滥用制裁的习惯
美国陷入了一个困境。它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外交政策挑战，但解决这些挑战的手段却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它最喜欢的工具制裁，也因为频繁使用而不那么奏效了。至少拜登政府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财政部长耶伦在任命前的国会听证会上承诺，将对美国的制裁政策进行审查，以确保这些措施能“有策略地、适当地”实施下去。但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政策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