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谡逃亡这件事，记载比较简略，但也能管中窥豹。首先，马谡的逃亡一定是发生在街亭战败之后的，这点不言而喻。第二，马谡和诸葛亮关系极好，《襄阳记》记载说"马谡临终与诸葛亮书曰'明公视马谡犹子，马谡视明公犹父，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马谡虽死无恨于黄土也'，诸葛亮亲自临祭"，所以马谡有可能考虑到了私交这一因素，从而敢于归罪，只是他没想到诸葛亮会杀他。第三，马谡逃亡后，应该不太可能自首，否则最初也不会逃亡，所以，马谡很可能是被捉拿回来的。第四，马谡的逃亡，绝不是兵败而逃，而是畏罪而逃，"向朗知情不举，诸葛亮恨之"就是明证。但这里有一处疑点：虽然可以明确马谡是在战败后逃亡的，但他是在战败后立即逃亡，还是在回到蜀军阵营后，得知要被处死才选择的逃亡？之所以有这处疑惑，是因为向朗。
向朗是位文臣，初随刘备时，为梓潼令，也就是梓潼县县令，后来又升迁为什方县县令。至于接下来的司盐校尉（管理蜀汉食盐），丞相府长史等官，都是文职。建兴五年，他随诸葛亮入汉中，参与了第一次北伐，但一定也是以文官身份参与的，并不会率军作战，也不会参与战斗。可按《襄阳记》记载看，是向朗故意隐瞒马谡逃亡一事的，可是如果他都没有和马谡一起参加街亭会战，怎么会知道马谡逃亡了，又如何隐瞒这些呢？从这个角度看，有可能是马谡回到蜀军大营后，才畏罪潜逃的，向朗又包庇了马谡。
如果这一推论为真，那马谡的人物形象和对他的历史评价，自然要改变。因为他从一名败军之将，瞬间变为了畏罪潜逃的将领。将领战败是兵家常事，即便不能免死，也是战场指挥错误，与人格无关。我们不能奢求所有人都如庞德一般，在临大节之时依然能不失节，但马谡的确不是一个敢于直面错误和死亡的勇士，也是不争的事实。
马谡逃亡一事中，将军向朗也难逃其咎。向朗因和马谡关系好而知情不举，是典型的以私废公，因小失大。诸葛亮直接免其官，可见愤恨之切。实际上，向朗在史书中也不以有德见长，陈寿说他"涉猎文学，不治素检，以吏能见称"，即向朗的才干主要在为学和治理，而不在品德，因此他和李严有些像。
马谡畏罪潜逃一事，由于明确记载于《三国志》，所以非常值得重视。裴松之做注时，对这条史料没有注疏，可能是他没有找到进一步的资料。但无论如何，由于史料记载之简洁，许多历史内幕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应严格按照史料记载的事迹去评价，否则容易有失公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