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四皓正是这样的人。他们在秦末暴政时，"乱邦不居"，用隐居的方式，守住他们的"道"；汉朝建立后，他们不赞同刘邦的为人，坚持 "无道则隐"，拒绝刘邦的征召。四皓的作为完全是"合乎中庸"，符合孔子的一贯作风。四皓的行为正是道家哲学中的"不争"和儒家的"道"的有机结合，他们是两种哲学思想融合为一体的实践者。
六、商山四皓代表的隐逸文化
隐逸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处世哲学。四皓隐居商山，"鸿冥凤栖，采芝考槃"，留下了千古名篇《采芝歌》，留下了扶保太子、稳定汉王朝江山的功绩和美谈。围绕着四皓的事迹，历代文人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使四皓的隐逸文化不断放大，使隐逸行为有了文化特征。
四皓的"隐居-出山-复隐"展现了古代文人君子心系天下、淡泊名利的大智慧和大志向。 四皓代表的隐逸文化使得历史上无数知识分子去争相学习。 张良、王嘉、卢藏用、王重阳都曾步四皓的后尘，形成了代代传承的中国隐士文化。
四皓隐居商山，是因为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在秦末乱世没有施展才能的渠道。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去寻求一块能够安身立命之处， 以待时机。当机会出现时，这些知识分子便会显示出他们的担当。四皓并不是单纯的为太子刘盈出山，他们只是为了身上知识分子的责任，为了天下不再陷入纷争。所以当问题解决后，他们再次回到商山，为后人留下了正直的四皓、智慧的四皓、敢于担当的四皓。四皓身上的品质，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高品质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