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王安石变法，无论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看，还是思想建设角度来思考，都无益于北宋王朝的发展。前者无法撼动根本，终是无用；后者开启了激烈党争的先河，使文官作为行政主力日渐腐朽，最终烂到了骨头里。
但是，王安石这个人是"幸福"的。
《庄子》中曾说，列子达到物我两合一的状态才是终极幸福之所在。所以王安石是幸福的，因为他不管得罪了多少人，如苏轼因他葬送了一生的仕途，被贬多次郁郁而终；司马光与他从好友知己到头号反对者。到后来，王安石甚至背负上了"亡国"、"乱天下"的骂名，但不论改革阻力有多大，批评者的声音有多尖锐，王安石依然能不忘初心，在巨大的时代洪流中逆流而上。
王安石是心怀巨大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绝非以个人利益得失作为改革的基点，这在本质上就与后来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
从实现人生理想这一点来说，他比绝大多数"一生襟报未曾开"的仁人志士幸运。王安石有机会，他的改革从后世角度来看是成功的，这大概就是"生命力"。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的变法又显出了巨大的局限性。他性格上的执拗以及无法真正撼动社会本质的政策，从根本上决定了"变法"之路，道阻且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