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利就是在“道上”与吴世勇结识的。那是2019年8月，他受到一伙人的威胁，听说吴世勇“混得好”，便托朋友求他出面，之后事情被轻易摆平。
梁利说，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吴世勇算年纪长的，会被别人叫一声“哥”。在他们眼里，吴世勇“很仗义”，“有弟兄需要钱，他会二话不说掏出来，不还也不要紧。不管什么事，只要叫了他，他都会帮忙摆平。”
还未成年的吴世勇有着远超他年纪的“成熟”。持刀伤人案事发前几周，有一伙人敲开吴世勇和朋友在宾馆的房门“找麻烦”。吴世勇“和和气气地”给每个人递上一根烟，攀谈几句就化解了。
一位老师常在班主任群里见到这个孩子的照片，印象里，他是个“问题少年”。街头小卖部的老板常看见吴世勇出入酒店，总买烟酒。
他早就学会了抽烟，蓄着发型，喜欢文身。图样布满他的左臂和后背，胸口上还有一朵花。
▲小黑一方携带的焊接钢管的柴刀。受访者提供
从“听话的孩子”到街头少年
在熟悉吴世勇的同学和朋友的描述中，吴世勇的“变化”从中学开始。
案发三年前刚上初一时，吴世勇也还是一头短发的学生模样，成绩也不差。不上学的时候，他喜欢拎着平板电脑看热门电影，碰见隔壁的长辈，会礼貌地叫声“阿姨”。
父母早年离异，母亲吴霞带他租住在县城边缘的廉租房里。吴霞觉得儿子平时还算听话，尽管自己经常外出打工，但对儿子依然管得很严，一个礼拜只让他出去玩一两次。“我们这里风气不好，我会告诉他不能跟谁玩，最怕的就是他去打架。”
母亲是吴世勇最亲近的人，有一次母亲做小手术，小小年纪的他急得到处借钱。但他也会跟同龄的邻居抱怨自己“没有自由”，连“去公园转转”的邀请也只能回绝。有时去邻居家玩，他就摸出偷藏的旧手机，在沙发上看会儿小说。
吴世勇的同学告诉新京报记者，上了初中后，吴世勇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身边的“朋友”也多了起来，打架成为常事。
在法院通报提及的几场打斗中，吴世勇的中学校友邓兵曾多次出现。他见过吴世勇被其他学生“欺负”，几个人围住他用拳头打、扇嘴巴子，“吴世勇不是吃亏的人。有人打他，他会还手。”
2018年夏天，在读初二的吴世勇和4位好友相约去深圳打工，他们在电子厂做蓝牙耳机，流水线上站了一个多月，每人拿到两千多元报酬，然后辞工回到县城。邓兵说，打工回来后，吴世勇再也没去上过学。
在梁利的印象里，辍学后的吴世勇多数时间都和“朋友们”待在一起，打游戏、玩牌、喝酒、唱K，去人多的广场“看女孩”。
打架也愈发凶猛。梁利说，吴世勇辍学后跟了一个“老大”，“老大”教他在街上被人惹到不要怂，打架的方式也从肉搏变成“动刀”。
吴世勇很少跟母亲提起辍学后的经历，两地分隔的父亲，也没意识到儿子的变化。
从离婚的第二年开始，龙军再也没见过儿子吴世勇。“有次，吴世勇让我给他转钱要出去打工，我没给，后来他不跟我联系了。”在龙军印象里，吴世勇还是那个乖巧听话的小儿子，直到2019年的一天，吴世勇因为打架被警方查问，他被叫到公安局。
龙军觉得儿子变化很大，“长得很高了，也变得不懂事了。”他想不通原因：“这是家庭问题吧？家教可能也有一点问题。”
事发后，龙军给看守所里的吴世勇写过三封信，叮嘱他“好好做人”。在被羁押的一年多里，吴世勇给母亲、阿姨和外公写信问候，唯独没给父亲回信。
早早辍学、在外游荡的不只是吴世勇，被他刺伤致死的海鲜也有相似的经历。
海鲜的继父朱清民告诉新京报记者，海鲜5岁时，亲生父亲去世，母亲到各地打工，海鲜一直与爷爷奶奶生活，直到13岁才被接回母亲和继父身边。父子俩相处的时间不多。“他很少主动跟我微信、打电话，除非是要钱。”朱清民说，只有要钱时，他才会喊“爸爸”。
初三还剩半个学期，海鲜不愿再读。辍学后，他在镇上做学徒，几个月后嫌累就去外面打工，半年后又放弃。回来玩几个月，再外出打工，如此反复，赚多少花多少。
遗憾的是，海鲜辍学后的“变化”也没能及时进入家人的视野。朱清民说，在家的时候，海鲜总是很沉默，最常做的事就是抱着手机，蹲在门槛上打游戏。他在外面玩啥，父母也不知道，“我们打电话给他，他就说在同学家，说保证不会做坏事。”
时间回溯到2020年5月7日的深夜，海鲜在宾馆和朋友们喝酒，吴世勇和他的朋友在对街的宾馆住下。在那个寻常的夜晚，两个陌生的年轻人在一场殴斗中相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吴世勇、许鑫、梁利、邓兵、朱清民、吴霞、龙军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