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16年秋天《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发表文章，题为《前美国体操队医生被指控虐待》，我才明白这一切的严重性。然而，当我在美国奥运队备战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时，美国体操协会和FBI联邦调查局都没有联系过我或我的父母。
尽管其他人已经被告知了情况，调查也正在进行中。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在里约奥运会后才被告知？这可是美国体育史上最大的性虐待案件。虽然这个案件全权交由FBI独立调查处理，但显然美国体操协会（USAG）和美国奥运与残奥委员会（USOPC）都没有得到理应有的深度调查。这两个组织被赋予保护运动员的职责，但对它们失职的问责仍没有答案。
在你们寻找答案时，我请求你们能以“一个小女孩值多少钱？”这个问题作为指导。这是瑞秋·丹霍兰德（美国律师，前体操运动员，第一位公开指责纳萨尔性侵犯的女性）和许多其他人提出过的问题。今天我坐在台前，努力发声，是要让任何一个小女孩都不需要忍受我和其他无数人在纳萨尔的“治疗”幌子下的不必要痛苦。可是我们一直在受苦。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忍受，因为FBI、美国体操协会、美国奥运与残奥委员会辜负了我们。
如今纳萨尔已经入狱，但那些放任他的人也应该被追责，否则这类事件将继续发生在其他奥林匹克运动员身上。在阅读美国总监察长办公室（OIG）的报告时，我感受到FBI对我们的遭遇视而不见，却不遗余力地对美国体操协会和美国奥运与残奥委员会“网开一面”。我们要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允许性犯罪者伤害儿童且不作为的后果很严重。我们作为运动员已经受够了。
最后，我用一个结语来结束发言。虐待行为造成的创伤将继续伴随着所有受害者。作为发言者中唯一一名东京奥运会参赛者，纳萨尔虐待行为对我的运动表现造成了影响深远。2020年春天，东京奥运会宣布推迟一年，这意味着在额外365天的备战中，我不管是去健身房训练还是接受治疗，这段经历的不断地提醒和影响着我。
东京奥运期间，拜尔斯曾因医疗问题（medical issue）退赛
为了确保我能在东京奥运会推迟所造成的一系列错乱中依然可以出场比赛，我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但事实证明，在没有家人陪同前往东京的情况下，对我来说异常艰难。
我是一个坚强的人，我会坚持下去，但我绝不应该独自承受拉里·纳萨尔的虐待。然而我还是独自承受了，这正是各位需要追责调查纵然虐待行为的原因。
在此，我再次感谢能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分享我的想法。我真诚地感谢所有人，感谢你们与虐待事件的幸存者一起，共同防范这类事件再次发生，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