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以为，杨儒这么做只是嘴皮功夫，照着他的助手，亦是后来民国杰出外交家陆征祥的回忆，每一次谈判前，杨儒的准备工作都做到最细致，俄国所有的大事小情，乃至国际形势的变化，全都拿来仔细推敲，从中找出俄国人最忌惮的环节。然后在谈判桌上，不温不火间打出去。每次和气谈完，都叫俄国人憋半天气。
这也是此时国力孱弱的大清，能够做的最现实的应对：拖字当头。谈判桌上一拖再拖，来争取转圜的时间。也正是在杨儒的苦撑下，清政府动用一切外交手段，在列国中寻找支持。看似绝望的前景，终于点点滴滴，开始露出曙光。
但杨儒却苦了，每一次谈判中，都要轮番阻挡俄方的汹涌攻势，甚至急了眼的俄国人，不惜用恶语威胁，弱国无外交的处境下，杨儒连回击都难，只能默默忍下羞辱，甚至一次谈判结束回程的路上，腿都不慎摔伤。俄国人满以为他会借此终止谈判，谁知下轮谈判启动，六十一岁的杨儒，依然在助手陆征祥搀扶下，顽强出现在谈判场上。
但如此屈辱，杨儒却淡定依旧，3月26日这天，已经被杨儒磨的完全失去耐心的俄国人，把十一条最终谈判意见摆在杨儒面前，逼着杨儒签约，声称不签约就将扩大行动。而一直温和的杨儒，也面对咄咄逼人的俄国大使，说出了这场庚子国难期间，中国官员最强硬的一句话：我并不爱惜身家性命，畏罪退缩，如于国家有益，是臣工分内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