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的地位，在唐太宗一朝曾有明确的认定。贞观初，朝廷对于治国方略有过一场争论，太宗最后接受了魏征行"王道"的主张。魏征所谓的"王道"，就是以道德、仁义治国，这种强调王道教化的政治理念本就是儒家的传统，魏征的论调并无多少新奇之处，却正符合唐初抚民以静、无为而治的现实，在当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经过几年的努力，大唐的国力蒸蒸日上。所以，当突厥破灭之后，太宗曾当面对群臣肯定魏征的功劳。贞观十一年以后，太宗功业既成，王道政治渐渐松懈，以至于魏征接连上疏，重提礼义治国，言辞甚为激烈，但太宗优容之，从未抹杀魏征的功绩。贞观十二年，太宗宴请群臣，再次提到魏征的功劳："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此举显示出唐太宗着意将贞观时期魏征的历史地位超拔于众人之上。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征病重将卒。按照当时的礼制，人死后要停灵于家内寝堂上。然而魏征一生清俭，虽身居高位，却居第简陋，家内竟无正寝。当时，太宗正要在宫内营造一座小殿，听说魏家没有寝堂，就下令用自己营造小殿的木料给魏征建了寝堂。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逝，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本想以最高礼遇安葬魏征，但魏征妻裴氏以魏征遗愿婉拒，最后丧事从简。太宗亲自为魏征神道碑撰写碑文并书丹，代表了官方层面对于魏征一生功绩的盖棺定论。出殡之日，太宗登苑西楼，临路哭祭，太子奉诏致祭，百官送出郊外。这可看作是君臣相得的最后一幕了。
魏征身后的落寞
魏征卒后，唐太宗以镜子来比喻他的作用，这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了。然而，如果就此认为魏征的历史地位铁板钉钉，那就与事实不符了。
魏征去世的贞观十七年，正是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为皇位争得不可开交之时，李承乾后因谋反案获罪，属于太子集团的杜正伦被流放，侯君集被杀，这两人都是魏征推荐的，当时就有人跳出来说，魏征结党，这触动了太宗敏感的神经，他对魏征的信任因此受到强烈冲击。之前，太宗将女儿衡山公主下嫁魏征嫡子魏叔玉，适逢魏征去世，婚事不得不延缓，但此时情势已经逆转，就在魏征卒后六个月，太宗不但手诏废除了联姻，还下令将魏征神道碑仆倒。如前所述，神道碑是官方对于大臣一生功绩的盖棺定论，魏征神道碑由太宗亲自撰文并书丹，碑石刻完后，停于宫城北门，当时长安的公卿士庶纷纷前往临摹观看，每日都有数千人，可以想见当时此碑之被推崇及碑文流行之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