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死者亲属的谅解，杨勇律师介绍，这一情况一般影响法院酌定减轻、从轻处罚的效力。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方谅解被告人后从轻处罚的案例逐年增多，这也是适应司法界对死刑案件的严格使用及严宽相济政策的要求。如果被害人家属出具了谅解书，法官在自由裁量范围内是可以酌定减轻、从轻处罚的。不过，具体还要看案件的情况和法官的考量。在吴谢宇案中，判决书为什么没有涉及，还是和具体法官考量有一定关系。
焦点5：吴谢宇是否存在精神障碍？
据吴谢宇的舅舅等近亲属认为，吴谢宇可能存在精神障碍。在法院的公开通报中，称他"悲观厌世，曾产生自杀之念"，并未提及其是否进行了司法精神病鉴定。
我国《刑法》第二章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范辰律师介绍，司法精神病鉴定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证据的一种，且是很多案件中非常重要的证据。"如果宣判中没提到精神病鉴定，可以理解为没有委托进行过司法精神病鉴定。"
胡朝晖律师认为，吴谢宇具有精神病是一种合理的怀疑，应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以可能地排除对吴谢宇弑母病理性动机的合理怀疑。
"整个作案过程，有非常多违反生活逻辑和情感逻辑的地方。"胡朝晖举例，法院判决书显示为逃避侦查，吴谢宇购买了10余张身份证件,用于隐匿身份。"如果需要作假，选一张最接近自己相貌的身份证即可，购买10余张去增加风险显然是反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