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百上千万的美国人将“我们如何为足够多的人接种疫苗，从而阻止致命疾病的传播”这样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看作纯粹的个人问题，还有许多人诉诸隐私保护和选择自由，并凭此拒绝接种疫苗，这种现状还令人意外吗？
2020年4月，美国加州数百名保守群众上街抗议，举着写有“自由地活抑或死”与“我们不同意暴政或强迫接种疫苗”的标语。（AFP）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宏观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里根革命及其给美国传统的共和协作与社会责任观念带来成功冲击的阴影之下。“过去的50年间，”麦克·孔恰尔（Mike Konczal）在他的著作《远离市场的自由：美国从无形之手控制下解放自己的斗争之路》一书中写道，“不论是我们的个人生活，还是我们的经济，都被迫越来越深地依赖市场。”
这种现象同样延伸到了我们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身份之中。如果美国社会已经按照资本的模样进行了重塑，那么美国人也都已经被迫以急功好利的市场生物的面目，与他人和机构相联结；与之相对的则是依托权利和责任凝结起来的公民群体。正如劳动骑士团的理论家亨利·E·沙普（Henry E. Sharpe）在1883年所写：“如果缺失了某些习惯和性格的培养与形成，个人则无法进步，社会也将因此无法发展”，假设真如他所言，今天的美国人可以说是有些疏于培养了。
当然，这并非是由于人们懒惰，而是要拜我们所建立的这个社会所赐。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个体都被迫背负着生活的重担踏入市场，并祈祷能够在市场里存活下来。此种所谓的自由是与人类的健康发展相悖的，当面对新冠肺炎这样的大流行病时，它便无可奈何、无济于事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面临疫情时，一个个家庭、一个个社区都被迫开展自救；为什么，如此多的国民都将不设防护和接触传染看作是个体私人的选择；为什么，对于从一开始就应该强制要求的疫苗接种，我们的各级机构却把它变成了自由选择。
近来，拒绝接种疫苗的人群已经引发了相当多的不快和抱怨。前共和党撰稿人大卫·弗拉姆（David Frum）就在《大西洋月刊》发文表明：“接种了疫苗的人们已经受够了！那些拒绝接种的人所做的决定是在给他/她的家人、朋友、邻居、社区、国家和整个星球都带来伤害，这无法让人原谅，而这些伤害明明是可以避免的！”
而我，对激化了如此大规模反疫苗情绪的各种谎言和误报同样感到不满和愤懑。但我更明白，针对个人的愤怒归根结底是错置的。
倘若你建立的社会将每个个体都视作一座孤岛，那么，当个体按照孤岛逻辑行事时，你便无从指责。如果我们想要的是一个重视群体协作团结的国家，那就需要靠自己去建立这样一个社会。
（观察者网张依译自《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