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以前，招安可以说历代皆有，尤其是两宋。不过，两宋虽然招安次数频繁，但其时社会矛盾仍以民族矛盾为主，因此无论是就招安的规模还是影响来讲，均不能与此后的明朝相提并论。
明自正德时起，奸佞当道，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尤以刘六、刘七等人举事影响为最大，他们先是同意负责镇压的马中锡采取的招抚策略，后又叛归山林，最终在王守仁的主抚之策下，才最终使叛乱得以平定。
明代农民起义至崇祯朝达到高潮，《明史》称其时"群盗满山，四方鼎沸"，"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这些举事的义军首领，不少直接受到了《水浒传》招安思想的影响。张献忠始初起义，明确表示图的就是"异日招安"。
但是由于对朝廷招安诚意的疑虑，加之从《水浒传》悲剧结局中吸取的教训，明末各路义军虽表面声言效仿宋江之招安与忠义，实际仅将其作为斗争的策略罢了，那种死心塌地且毫无条件地接受招安少之又少。而当时明廷"委政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这就使得明末招安问题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更为突出，当然影响也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