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聘杨嗣昌后，熊文灿仍效故技，以招抚为主，杨嗣昌心虽非之，既已任之，亦不得不在崇祯帝前曲为之解。"文灿下令，杀贼者偿死。贼不肯从，则赍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贼'"。张献忠等人穷蹙之下，纷纷请降，文灿遂上言:"臣兵威震慴，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贼，惟革、左及马光玉三部尚稽天诛，可岁月平也"。但张献忠等人并非真降，不过借此请饷、请官、请地、请关防而已，文灿悉与之。杨嗣昌当初建议崇祯皇帝加饷，"本藉以剿贼，文灿悉以资抚"。"献忠列军状曰请备遣。既而三檄其兵不应，朝野知献忠必叛也。其后，汝才降，不肯释甲。及进忠、万庆等并降，文灿以为得策，谓天下且无贼也。五月，献忠遂反于谷城，劫汝才于房县，于是九营俱反。初，均州五营惧见讨，自疑，相与歃血拒献忠，无何亦叛去。"熊文灿虽在崇祯的震怒之下，坐大辟弃市，但明朝因此败局已定，无可挽回。
杨嗣昌、熊文灿主抚失败后，明廷山河日下，很快覆亡。在此种情势下，人们对明末招安误抚的反思，已不仅仅停留在经验总结的层面上，更多的是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叹与痛惜。其实明末的招安失败，重要的是明末的招安不仅贯穿始终，且具左右整个战局的力量。更有甚者，明廷当政者虽前后皆主招安，但事先并无周密计划，亦不详察真伪，具体实施更是形同儿戏，不但未能借此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很多情况下反为义军所利用，成为其发展壮大的有利条件。因此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明末的招安误抚堪称绝无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