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二人离婚案件的二审审理期间，刘某于2017年8月27日因病死亡，法院裁定终结诉讼。刘某直到去世前，都是在与杨某一同生活。
在其去世前的两个月，刘某立下了第二份遗嘱——《房产继承遗嘱书》。该份遗嘱同样表示，“为报答杨某的恩爱之情，为解除杨某的后顾之忧，从道德良心上出发，决定死亡后，把依法分得的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共计300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全部归杨某所有。”刘某去世后，其妻子对其遗留的上述三套旧改回迁房进行了继承公证。
2018年，杨某将刘某的妻子告上法院，要求执行遗嘱内容，继承深圳南山区这三套房。在杨某提交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住院患者疾病诊断证明》中显示，刘某在2017年8月5日时神志正常，意识清楚。但刘某的妻子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在一审判决中，法院确认，两份遗嘱中关于刘某遗产的部分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为，杨某和刘某两人的同居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为法律所禁止，但该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刘某的遗赠行为无效。“遗赠是权利人对自己财产的单方意思表示，亦受法律保护。”
刘某妻子和杨某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于2019年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中，深圳中院则认为，即便事出有因，杨某和刘某长期同居的行为也违反了婚姻法。同时，刘某超出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单独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杨某明知刘某有配偶而与其长期同居并接受大额财产的赠与，显然也不能视为善意第三人。
故依法判决刘某做出的遗赠行为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杨某关于确认遗嘱合法有效及继承涉案三套房产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