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有条件又有偏好的甄别和筛选，使得《资治通鉴》中充斥着种种非信史来源的记载，其中最为荒诞吊诡的当属对《赵飞燕外传》的引用。与我们想象中不同，这部名为外传的书册，不仅不是官修史书，甚至可以说，其实际上是一部充斥着情色的坊间读本。
那么，这位司马先生又是以何为依据来记叙"轮台罪己"一事的呢？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不过从《资治通鉴》中对于"巫蛊之变"一事的史料选择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二。
巫蛊之变的发生，是汉武帝晚期最为惨烈的祸事，而戾太子刘据之死，更是牵涉太广，又太过敏感，真正可以用来一观的史料并不算多，在《汉书》，仅载有"秋七月，使者江充掘蛊太子宫。皇太子据斩充，发兵与丞相刘屈牦战，败，出奔"。然而，到了《资治通鉴》中，却直接沿用了《汉武故事》诸书中关于巫蛊之祸的记载：
"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 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上心既以为疑……因是体不平……太子曰: '吾人子，安得擅诛! 不如归谢，幸得无罪。'太子将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计不知所出，遂从石德计。苏文迸走，得亡归甘泉，说太子无状。上曰: '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进，归报云: '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上大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