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书》中"悔远征伐"的记载
与轮台罪己诏"罢斥方士"的记载不同，《汉书》中关于"悔远征伐"的记载确有其事，而这也成为了一些人定义轮台罪己诏的重要凭据。这就是本文开头引言所提及的那一部分。
《汉书·西域传》有云："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
事实上，这样对外政策的调整与其说是国家开始守文抑武，不如说是对于西域政策的微调。这样的调整在汉武帝时期并非第一次出现，比如元朔元年，汉武帝在主父偃和严安等人的建议下"外休兵戈，止征伐，罢转输"，然而仅仅是第二年，汉武帝就再次出兵匈奴，卫青等人更是在此时立下"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的不世之功，而之所以在元朔元年会选择偃旗息鼓，不过是由于当时的汉朝关东一地正处于"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的局面下，不得已而为之。这样的政策转变，又何以称得上是"守文抑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