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武帝个人而言，通知下情完全是后天的实践活动。《轮台诏》是武帝"明智性"的集中表现。曾有人专门作诗赞誉之：亲承文景升平业，开辟唐虞未有天。到底英雄能挽悔，轮台一诏是神仙。以武帝能自知侮改的品行为英雄本色。能自知悔改也是武帝受儒家文化教化的结果。汉武帝不批准桑弘羊等远屯轮台起亭隧的理由是："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优民"正是《轮台诏》的主题，也就是武帝晚年悔悟的指导思想。
这说明武帝在晚年终于以天子的立场与角度接受了孔孟学说的一个精微处，接受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学中的合理内核一儒家的民心即天意的观念，"以民为本位"圆的"民本"主义。这进而说明汉武帝改善秦制的主要思想力量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来源于儒家的学统，儒学是他改善秦制的主要思想武器。这又可反证他从政治和经济上改革汉初君主制度，使之专制化的主要思想武器是法家的皇权绝对论，并汲取曲学阿世的阴阳家、儒学家末流所卖力鼓吹的、也是今文学中的消极落后部分皇权"天"授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