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与去年八月该问卷调查的七位人士中，只有一位曾向警方报案了自己的性侵遭遇。而在所有报了案的人当中，四分之一的人都认为自己的经历并未被相信及重视。
“关键就在于当事人是否同意。在一些非异性恋或主流的性行为中，比如让人感到羞于启齿的多人运动中，如果有人在那期间经历了被迫行为，他们基本都会选择沉默而不是报警。”
“一些男性因为自己并不能接受自己在性暴力案件中的受害角色，因而社会上能为他们提供相关帮助的机构也非常少。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许多人压根不会选择求助，最后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没有任何专业人士支持的情况下面对这一切。”
“我们应当确保给性侵案中的受害人足够的话语权，并给每一位挺过来的人都提供足够的支持和帮助。”
里斯（化名）曾在自己15岁时因无法接受自己的生理性别自残被送进医院，他在那里遭遇了一位男性咨询顾问长达超过一年的性侵，里斯表示那段经历导致了他之后多年的精神创伤。
“在之后的十几年中，我身体的各个方面都不太好，我觉得性侵和暴力都成了再正常不过的事，生活也过成了一团糟。”
“我太想从头脑的混沌中逃离出来了，但治疗结果并不理想，我又有了新的问题。我试着用药和性来缓解内心深处的不适和焦虑。”
当里斯最终说服自己去机构求助时，他也并不清楚自己曾经的遭遇是否能算作是传统意义上的性侵。
“我可能误把他对我做的事都当作了非暴力行为 —— 他一开始既没有用拳头打我或者用脚踢我，也没有强奸的企图，于是我也因此默许了他之后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