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两年后的1637年，由于北方出现罕见干旱，旱灾又引起蝗灾，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降临在中原大地，使得"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然而，朝廷不但没有组织救灾，反而在原有的税赋之外，变本加厉加征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将中原民众推向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后来，崇祯帝坐不住了，又下"罪己诏"，将天灾人祸的根源归于皇亲国戚的贪得无厌和基层吏治的腐败，"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
第二次下"罪己诏"后，崇祯帝总算消停了5年，直到1642年，才第三次下"罪己诏"。这一年，一连串的糟心事来袭：2月，陕西总督汪乔年被李自成农民军所杀；3月，辽蓟总督洪承畴被俘后投降清廷；7月，崇祯帝宠幸的田贵妃病逝；8月，与清廷秘密议和之事泄露，崇祯帝被迫斩杀兵部尚书陈新甲；9月，李自成农民军黄河决堤冲毁开封，导致数十万百姓葬身洪水；11月，清军第五次侵入关内，一直深入山东腹地……在内忧外患交织之际，崇祯帝又下"罪己诏"，将罪责揽在自己身上，"罪在朕躬，勿敢自宽。"
在这以后，崇祯帝下"罪己诏"的频率明显加快。一年后的1643年，局势继续恶化。李自成、张献忠相继在襄阳和武昌建立政权，分别称王。清军又一次进犯关内，进关出关已如同家常便饭。内阁首辅周延儒因在清军入关中谎报军情，被崇祯帝免职。崇祯帝第四次下"罪己诏"，声称"罪在朕躬，谁受其咎！"同时指责"大臣不法""小臣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举"。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农民军已经兵临城下，北京城危在旦夕。崇祯帝第五次颁发"罪己诏"。这次他除了一再自责外，还宣誓御驾亲征，"朕将亲率六师出讨，留东官监国，国家重务，悉以付之。"同时，鼓励臣民踊跃为国分忧，"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悉诣军前听用，以歼丑类。分茅胙土之赏，决不食言！"然而，大势已去，一切都已太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