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张大千的老师曾农髯、李梅庵等松筠庵集会亲历者的回忆录均清晰地记录了当时“公车上书”的真相。
康有为当时确实写作了万言书，也确实召集了部分省的会试举人。但由于康有为打听到自己已经中了进士的消息，如果继续上书，很可能会丢了自己千辛万苦得来的进士功名，于是公车上书作罢。康有为的这一选择，是他内心对功名极度渴望的真实写照，这一选择同样可以反映，strong康有为这颗救国救民的圣人心，本质上还是为了成就自己/strong。
与康有为为了个人功名放弃上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景华组织了289名广东举人在1895年四月初七联名上书，这封奏书由督察院代呈给了朝廷。同样在1895年的四月初七，各省举人自发联名上书，有史料记载的就有十五次之多。strong康有为多年后将这些功劳都归到自己身上，可以说是欺世盗名的行为/strong，但他为了塑造自己的领导者形象，还是将这份编纂的功劳用作自己日后招摇撞骗的政治资本，在自编的年谱中编了这么一段谎言。
strong梁启超多年后回顾这一段历史，直言自己的老师康有为确实“将真迹放大”/strong。事实上，康有为替自己杜撰功劳的能力才刚刚开始体现。
1898年的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清政府革新派官僚和开明士绅爱国救亡的行动。他们希望借助清政府中光绪帝这样的改革派，通过改良主义道路，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最终取得日本明治维新富国强兵的效果。
众所周知，strong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旗手/strong。实际上，在戊戌年，除了康有为，提倡变法的还大有人在。呼声最高的是帝师翁同龢和总督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等重臣也有较为系统的改革意见，而严复、伍廷芳等人也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方案。史料记载，虽然康有为七上清帝书，但光绪帝终身只召见过康有为一次。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但并未重用他，只是将他从工部主事平调到总理衙门章京。作为六品官员，康有为此后再未见过光绪帝，那么康有为如何将自己的变法主张告知光绪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