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进运动时期，人口聚落的四处星散和通信交通手段的落后，导致美国政府对大量西进运动拓展出来的土地是缺乏有效控制的。能够派遣治安官并提供赏金的，好歹还算是政府预算范畴内，还有大量人口聚落处于事实上无法无天的状态，在那些地方，唯一的律法就是开拓者们手里的柯尔特M1873左轮手枪，这枪甚至为此得到了一个“和平捍卫者”的诨号。
柯尔特M1873，“和平捍卫者”（资料图/维基百科）
当代美国形成过程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野蛮生长。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整个社会无序扩张，落后的技术手段又不足以让行政力量追上社会扩张的脚步，在这种行政力量跟不上扩张速度的情况下，社会力量就成为了提供治理的重要补充。
此后美国的每一次领土扩张和大型社会变迁，社会力量都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美墨战争、美西战争，包括民兵在内的非行政性力量都发挥了不逊色于行政力量的关键作用。甚至连南北战争这种内战，社会力量都是对交战双方的行政力量的重要补充，并在很多战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一度强化了美国政府在社会实践和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社会力量对美国社会的把持一度出现衰退。但到了1970年代，越战的失败让美国政府很大程度上退出了社会治理职能；1980年代，里根政府开始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美国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又大幅弱化了，社会力量再度反扑，这让两次世界大战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主导地位丧失殆尽。
再加上美国政府在行使管理职能时一如既往地不负责任，以至于对政府的戒备和提防形成了新的政治正确，结果反不如初。
在当代美国形成的过程中，行政力量自始至终都不是塑造美国社会的主要力量，很多时候甚至连主导性力量都不是，而只是诸多参与方之一。美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政府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股东，而且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连最大股东都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外人其实很难去指责美国政府放弃社会管理职能，因为这本来也不是它内在职责的一部分。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发挥作用，对社会管理好好负起责任来，为美国社会提供中国式的全方位社会治理，那么那些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对搜救迟缓大为不满的美国公众恐怕会第一个跳出来表示反对。
社会管理的缺失，塑造了美国社会缺乏行政管理职能的常态，这种常态，倒逼社会力量参与到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中，而社会力量的参与，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常态，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循环，于是我们看到了眼前的这个美国。
经年累月的反复强化下，小政府在美国已经不是一种政治观点，而是一种政治伦理，以至于延伸出了“政府是必要的恶”以及“问题不在于政府应该有多大，而是政府应该有多小”这类观点了。
但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的缺位，和现代社会有序运转所必需的统筹协调互相矛盾，这种矛盾成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主要结构性矛盾之一——社会需要监管，但政府不能也不愿监管，社会对来自政府的监管也极为抗拒。
五
这是美国社会自我塑造的结果，我们外人只能旁观，无法介入。
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国内某些人对这种由美国特殊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渊源塑造的特殊社会现象进行鹦鹉学舌式的崇拜，无视中美两国之间巨大的历史和现实差异，企图复制和嵌套美国式三不管社会。这种行为，即使从最不带恶意的角度去解读，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当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中，行政性力量发挥了就算不是全部，至少也是主导性的作用。
行政力量天然囊括了社会管理职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近代的苦难中拉扯着中国社会艰难复苏并重新焕发生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有史以来第一个现代化的行政力量，它恰恰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管理，才让中国社会在物质条件和知识资源极度匮乏的环境下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把全社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推行社会议程，这是我们最大的强项。
我不想过多地重复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因为这种具有优越性的制度本身也是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正如眼下美国的社会制度也是美国人民做出选择的结果。我只是相信，任何人、任何社会，在做出选择之后，既应该享受选择带来的好处，也应当承受选择带来的后果。
你祈祷下雨，就得忍受泥泞，这很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