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西方，新闻自由也是有严格边界的。法国著名的《人权宣言》中较早对新闻自由作出了规定，第11条写道："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有责任。"法国的《新闻自由法》还详列了事后处罚的规定，对媒体的教唆罪、诽谤罪、妨害公共秩序罪行为予以追惩。
西方媒体非常清楚，法律界限不能跨越，而一旦逾越了法律的界限，司法机关在执行法律的时候绝对不会手软。郑若麟说，在法国，类似的执法是非常严格的，对于违法者来讲所受的搜查是非常屈辱的。而在政治上，即使是有不同的意见，也不能肆意谩骂另一方，更不能公然煽动暴力。
而在美国，特朗普下台以后，其右翼支持者研发了一个名为Parler的社交媒体平台，该平台后来被各大应用商店以"暴力言论泛滥"和"用于策划和加剧后续非法与危险活动"为由联手封杀。
沈逸表示，这说明新闻传播在欧美是有立场的，这个立场的底线是国家利益，在中国香港的新闻传播也应该是有底线的，同样也是国家利益。但是在欧美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的大背景下，其他国家的新闻自由往往被其歪曲解读，尤其是在涉及中国问题时。
沈逸认为，欧美对新闻自由的理解，有以下两个特点：
首先，新闻自由或者不自由是由欧美的媒体和主流精英来判断的，依据的是他们的主观感觉，而不是遵循一个一般的标准。
其次，当新闻自由在涉及到中国问题或者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问题上时，新闻自由一直是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其判定的标准往往是，当损害了中国国家安全时就是新闻自由，当保障了中国国家安全时就是在损害新闻自由。西方多年来的实践中体现的就是这一点。
沈逸认为，有件事必须说清楚，中国政府没有出钱去资助一家美国媒体宣传反对美国的内容，而导致这家媒体被关掉，但是美国政府有这样做。既然如此，中国政府也有权利依法调查这样的媒体。就如同美国天天拿航行自由说事，把航母开到南海晃来晃去，俄罗斯最近到夏威夷附近搞了一个演习，美国就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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