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美国一高校做过一个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各项法案当中，80%以上是图利于资本。就像《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得出的结论，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资本收益的增长远远超过劳动收益，整个体系趋向于更多的不平等。
作者的结论是比较震撼的，说美国是寡头制国家（oligarchy）。虽然美国经常批判俄罗斯是寡头制，但美国才是被精英制的金融寡头控制的一个等级制国家。
七国集团能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与其说是建立在“普世价值”的叙事框架基础之上，不如说是二战后，建立在以美国金融霸权为核心的全球等级制的金融架构上。这点在21世纪之后，2007-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的宏观背景下，各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人们看到的却是，金融危机袭来时，作为领导者的美国，它采取的是一种向全世界放水，在世界范围内通过美元的加息、减息和增发，增加流动性和缩减流动性、周期性去转接自己的风险，剪世界的羊毛。
这么样的国家是否能够成为民主典范？显然是要画上一个大问号。当下，这种疑问有特殊的时空含义。
2020年新冠疫情的发展让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把七国集团的新冠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加在一起，去找出它在全球新冠疫情总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当中的占比，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些世界上最有钱、科技最先进、理论上人均医疗资源最发达的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出现了整体性的治理的失败。这些国家没有资格继续领导世界。
第三，回到美国。这次七国峰会对美国非常重要，拜登早早地就预示了他的目标，他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向全世界宣告，美国再度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他要夯实跨大西洋联盟伙伴关系，强化美国在七国集团当中的领导地位，向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以及俄罗斯彰显美国“世界领导者”的身份。
从会议的气氛来看，大家又展现出了某种众星捧月的态势，但是我们回到第一个案例，当美国要行使自己的领导力时，检验的标准是什么？对中国，其他六个国家能不能紧密地团结在美国周围，完全接受美国提出对中国施压的一系列主张，然后无条件地去为美国背书。
理论上来讲，美国作为这七国集团的领导者，它应该能够做到这一条，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会场内的争执强烈程度到要切断无线网络，以避免争执的内容外泄，从而损害这种七国集团团结一致的形象，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