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19年12月疫情暴发前两个月内武汉市潜在病例无SARS-CoV-2感染的证据，国际联合专家团队认为在这个阶段内并不能排除部分传播的可能性。另外，在疫情发生12个月后，调查2019年底几个月发生传播可能性的血清学检测方法亦存在局限性。
联合小组建议进一步审核用于确定和描述回顾性临床研究中病例特征的方法，包括92例最初确定可能与COVID-19诊断相符的病例，以及其他可能病情较轻的病例，以寻找在之前未被确认病例的可能诊断为COVID-19的特征（如聚集性发病）。鉴于2019年12月初老年人ARI增加，应进一步联合回顾ARI数据。
应对临床回顾中获得的67个标本进行进一步检测，并与2019年12月以来确诊的174例病例样本和任何其他相关样本复检后进行比较。这应该与通过血库收集的历史样本进行血清学检测的新方法联系起来。
对经国家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上报的病例进行回顾分析
2019年12月初，武汉出现由SARS-CoV-2感染引起的爆发性疫情。共发现174例在2019年12月起病的COVID-19病例（1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74例临床确诊病例）。只有去医疗系统就诊的更严重的病例被确认。其他较轻（和无症状）病例与已确认病例同时存在，但目前没有关于这些较轻病例的信息，这可能是早期疫情的流行病学的补充。
许多早期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但也有相似数量的病例与其他市场有关，有些病例与任何市场均无关。12月在更广泛社区内的传播可以解释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的病例，另外存在与该市场无关的早期病例，这可以表明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疫情的发源地。然而，其他尚未确认的较轻的病例可能提供华南海鲜市场与早期病例之间的联系，而这些早期病例之前认为与市场没有明显的联系。因此，关于华南海鲜市场在疫情起源中的作用或者感染是如何传入市场的，目前尚无法得出确切结论。
鉴于2021年1月和2月访问武汉期间的时间有限，应对174例确诊病例进行进一步联合回顾，包括分析病例的临床和人口特征以及危险因素。是否重新对这些患者进行当面询问取决于联合回顾的结果。联合小组还建议回顾2019年12月报告为COVID-19潜在病例的其他患者的信息，以了解这些病例是否属于先前未被确认的COVID-19病例，以及是否对SARS–CoV-2在首次确认疫情期间在当地人群的感染情况提供任何额外的信息
因为大多数新型病毒都来源于动物，所以要了解导致病毒溢出和全球传播的过程就需要深入了解动物贮主所携带病毒的多样性和演变，动物、环境和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成有效人传人的因素。能导致全球大流行的病毒必定高度适应了人类环境。这种适应可能是突然获得的，也可能是经过多个步骤逐渐获得的，而且每个步骤都是自然选择所推动的。因此，SARS-CoV-2的溯源工作应将重点放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病毒在发生人畜共患转移前在动物宿主（如蝙蝠、穿山甲或其他野生或家畜）中的循环。在这一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物种都可能成为贮主。SARS-CoV-2的祖先株可能在其循环过程中获得了感染人类的能力。与SARS-CoV-2病毒高度同源序列病毒的发现表明SARS-CoV-2可能源于人畜共患的传播，但其贮主仍有待查明。第二阶段涉及发生人畜共患转移后SARS-CoV-2在人群传播过程中的演变。这种动物到人的溢出的可能性随着动物和人接触的频率以及强度增加而增加。溢出可能会反复发生，但如果贮主中的病毒基因组需要进一步适应以实现有效的持续传播，那这种早期的溢出可能不会被发现。一旦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病毒发生演化或溢出，那么它们就会获得扩散的能力，导致大量具有适应性突变的病毒株在不同地域的人群中出现，从而引发COVID-19大流行。
迄今为止的调查和针对性研究的证据表明，在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了与SARS-CoV-2关系最密切的冠状病毒。样本病毒与SARS-CoV-2的基因序列具有高度相似性，提示上述哺乳动物可能是导致COVID-19的病毒的贮主。然而，到目前为止，从99个物种中发现的病毒与SARS-CoV-2的相似度都不足以使其成为SARS-CoV-2的直接祖先。除了这些发现，水貂和猫对SARS-CoV-2的高度易感性表明，可能还有其他动物物种（鼬科或猫科动物，以及其他物种）是潜在的贮主。将序列数据库中的数据与潜在贮主物种调查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这些可能的贮主物种的标本采集严重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