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咸丰刚愎自用，选择了扣留外国使者，宁肯与英法联军决裂也不愿让洋人当面向他呈递国书，导致战争的形势走向了最坏的结局。
咸丰从京城逃往热河，把和洋人谈判的烂摊子丢给了弟弟恭亲王奕訢。《北京条约》议定之后，咸丰对割地赔款等条约都没有异议，却还是纠结于洋人要呈递国书这个问题，表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他就坚决不回北京：
"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覆，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惟汝等是问。"
事实上，咸丰不仅认为自己与洋人见面是奇耻大辱，即便是弟弟代替自己接见洋人，已经非常丢脸，因此责怪手下众臣说："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恭亲王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京城和洋人谈判，谁料在咸丰看来，却是丢了他的面子。亦可见当时清朝统治者的外交观念，已经扭曲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咸丰皇帝因受打击过大在热河去世，留下年幼的同治皇帝继位。虽然《天津条约》赋予了欧美各国在京城建立领事馆的权利，但清政府仍固执地认为外国公使不宜直接觐见皇帝，否则有失大清体面，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同治皇帝未成年为由，拒绝外国大使向同治当面呈递国书。直到同治皇帝成年，清政府已没有理由继续阻碍洋人的要求。同治十一年（1873年），刚满18岁的同治皇帝于紫光阁内，先后接见了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以及俄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驻华公使。
参考资料：《清实录道光朝实录》《清实录咸丰朝实录》《剑桥中国晚清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