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则，依据王现自述，其应知晓肖玲与丁生关系不好之原因，但王现不仅未采取积极举措，反而认为肖玲不合群，还向人事咨询希望解除肖玲的劳动合同，公司主张王现对肖玲进行打击报复，亦属合理推断。
四则，公司提供的调查笔录显示，王现在调查过程中，对调查笔录中的诸多问题都进行过修改，王现对“有没有任何女员工跟您反馈过丁生跟她说过一些不合适的话？”所做“没有”之答复，亦不属实。王现确实存在虚假陈述情况。
综上，上海一中院认为，达尔公司主张王现存在严重违纪行为，依据充分，达尔公司据此解除王现的劳动合同，不构成违法解除。上海一中院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职场性骚扰的法律防范与规制愈加完善
本案审判长兼主审法官孙少君指出，职场性骚扰的防范，早就受到立法的重视和关注。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时，就特意新增了第40条，“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2012年制定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提出“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现在《民法典》又进一步明确企业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这使得职场性骚扰的法律防范与规制愈加完善。
孙少君法官提醒，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民法典》第1010条之规定，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切有实效的性骚扰防范细化措施，力争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形成企业全员共同防范性骚扰的整体合力。
作为员工，在遇到性骚扰时，要敢于说不，以果断坚决的态度遏制骚扰行为的发展程度和再次发生的概率，并注意留存证据材料，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作为主管人员，在下属遇到性骚扰时，亦应积极履行用人单位制度规定的管理人员职责，不隐瞒、不包庇，以妥善合适方式为下属抵制性骚扰提供支持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