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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治
从基层看，大国之大，不在于疆域之大和人口之多，而在于变化之巨大；
治理之难，不在于事务之重，而在于事务之繁杂。
某种意义上，基层治理更加考验治国之功。
这些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屡屡因个别事务而陷入“好心办坏事”的困境。
这往往不是因为事务不该处理，也不是因为没有能力来处理，而是因为处理的方式方法不为人所接受。
2019年4月6日，航拍高楼林立的广州珠江两岸。图|图虫创意
大变局塑造了新的治理场景。
在城乡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封闭的、独立运作的“基层”。尽管在物理空间上，还存在村庄、社区等空间单元，但村庄社会的边界已经打破。村庄不再是一个熟人社会，由血缘和地缘关系等支配的社会结构也不稳定，地方性的权威生产路径已发生巨大变化。
概言之，在社会空间意义上，基层已不复存在。任何一项国家政策，都可以绕过地方精英等代理人直达基层社会。反过来，基层社会的反映和诉求，也可以便捷地上达国家权力中心。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既在压缩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上级与下级的时空距离，也在冲击建立在空间区划和人口分类基础上的传统治理体系。
加速的社会，正在产生巨量的治理事务。社会加速既巨量增加了治安、税收、社会保障等传统事务，还催生出全新事务。衣食住行中的新生活方式，已经不是个人和家庭自己的事情，而是典型的公共事务。乃至于，与生老病死相关的风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因透支等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政府也要通过各种公共政策去干预。行政事务的数量、类型和性质都在急剧增加，如何安置好人们的生活成了基层治理的最大负担。客观上，习惯于办大事的国家机器，转而要去处理细小琐碎的生活事务，总归是会有所不适。
社会的加速，客观上也催动了国家机器的快速运转。国家治理行为竟然也有了加速社会的典型特征。各级政府都在精准计算自己的治理任务，从而制定清晰可控的一项项考核指标。为了在短期之内见效，许多官员也在尽力变现已有的治理资源，习惯于通过行政、法律或经济的手段强制或“收买”被治理者。
甚至于，许多地方政府也在以透支的逻辑展开治理活动，通过金融杠杆，以政府信用和土地资源为依托，为了眼前的“政绩”而不惜付出长远代价。
近些年来，基层治理的一大特点是，各种治理事务都以攻坚、行动的方式限时完成，运动式治理泛化到了各种治理事务中。限时的目标、集中的力量、细小的事务之间，形成了诸多悖论。人们生活方式和观念世界的改变，具有流变性和不确定性，且涉及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不可急于一时。然而，当国家将建立新社会秩序作为一个个项目和指标时，治理便具有极强的刚性。在既有的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群众，都丧失了自主性，成了体系运转的某个环节。
在一个加速社会中，尤其是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将要产生的时候，正是治理危机逼近之时。一个有为的政府，可以敏锐地捕捉到危机信号并迅速回应。若国家沉迷于自己为自己建构的封闭体系，且治理行为本身在制造危机而不自知，就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