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早已不是乡村的专属，生活在某省会城市的小杨，2020年10月刚刚与相恋三年的女友结婚。
他和普通工薪阶层的父母提前半年就开始为婚事筹备彩礼，不算购买、装修新房的费用，仅聘请婚庆公司、订酒店喜宴、购买首饰衣物、给送亲队伍红包、现金礼金等等杂费，加起来竟有近50万元。
而在三四线城市，以张家口为例，有人算过一笔账，结婚至少需要：一套房价与装修共计64万元左右、80平米的新房，一辆10万元左右的普通代步车，共计2万元、共20桌的中档酒店宴席，4万元左右的首饰、礼服等硬件花费，价值1.5万元左右的蜜月旅游——这样下来，即使没有额外的礼金，也需要91.5万元的“保底”。
学者靳小怡、段朱清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一定程度上也会提高乡村的婚姻成本，比如，在城市现代化环境的影响下，农村流动人口的思想观念发生改变，他们会更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预期的婚后生活标准会有所提高；而在跨户籍婚姻中，农村户籍的青年可能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来弥补自己的户籍劣势。
于是，在如今彩礼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彩礼“支付方”往往不堪重负。
在学者桂华、余练提出的“婚姻市场要价理论”中，女性一方占据了主导地位，彩礼要价越来越高，男性随之越来越被动。
现实生活中，因付不起高额彩礼而“不敢结婚”的适龄男青年大有人在。
对于一些本不富裕的家庭，可能因此将家底和盘托出，甚至“因婚致贫”。特别是对于一些老人来说，可能因此失去了养老的资金保障。
目前，“安徽消防”官方微博发布一则消息：2021年1月26日，安徽宿州一位母亲声称儿子结婚被骗几十万元彩礼，和亲家多次协商无果，站在高楼顶欲轻生，消防员经过3个多小时才将其救下。
而反过来，女性在收彩礼过程中看似是“收益方”，实际情况真的这么简单吗？部分女性发现，在收了婆家的彩礼后，婚后承担更多家庭事务也变得更加“理所应当”，彩礼变身为一种“买断”。
人民日报谈天价彩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