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礼记·月令》《疏》引《世本》说：大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这“俪皮”即成对的鹿皮，是猎人之物。本质上，“两性分工的经济原因”让彩礼成为某种形式的补偿。
如此看来，彩礼的原初形式可看作是早期经济生活的产物，用以达成两个族系婚姻关系中一种经济上的“平衡”。
在历史的演变中，这种行为逐渐变为一种约定俗成，归入“礼”之行列。“彩礼”亦多了一层“好彩头”的涵义，有对新婚之人的祝福之意。
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这一“礼”字是广义的，指“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
“彩礼”即被公认为一种带有仪式感的流程，得到了传承，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在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中，人物白灵的彩礼是“五（袋）石麦十捆（棉）花”。
作家阿耐在《大江东去》中描述一场1980年的婚礼：“有一辆手拉车上，竟然有极其稀罕的一台三洋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先锋双声道收录机，而上海产的华生牌台式电风扇反而显得不那么露脸。”
“彩礼”何时开始被质疑和诟病？
据记载，历史上不乏借婚姻索财的现象，“婚礼中的聘礼，即系买卖婚的遗迹，古礼称为‘纳徽’”。
为防止不良风气的蔓延，许多朝代都曾明文限制“彩礼”，如唐高宗曾下令“天下嫁女受财，三品以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装等用。”
没承想，“过了头”的彩礼竟然成了“历史遗留问题”——现代婚姻中，如若只是双方家庭出于礼节和祝福，适当地“走流程”，可能不至于引起太大争议；而动辄“天价”的不合理彩礼，可能才是让众多家庭不堪重负、引发不和谐的重要原因。
天价彩礼之殇
来自谷雨数据的一份2020“中国彩礼礼金地图”上，浙江以18.3万元的平均值，远超全国平均值69095元，在所有地区中高居第一；黑龙江、福建、江西、内蒙古的平均礼金也都超过了10万元。
人民日报谈天价彩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