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现象既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女性自主权和话语权的确立，也是部分女性寻求社会地位过程中权衡成本收益的个体选择。
从根本上来说，“剩女”现象反映了现代化潮流与社会性别认知预期之间的矛盾，传统伦理观对女性的期望已不合时宜。
农村“剩男”现象则是更加棘手的社会问题。
“出生性别比”偏高已困扰中国多年，从1990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出正常范围（103~107），于2004年达到峰值121（即新生儿中每100个女婴对应着121个男婴）。
此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性别选择性终止妊娠的处罚力度，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逐渐下降到略高于正常范围的水平。
然而，20至30年前的出生性别比问题正在当下转化为越来越严重的婚姻挤压问题。
超3000万青年男性将成为剩男
根据测算，适婚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正在持续攀升，20至30岁人口的性别比已经达到111，到2030年将达到115。
这意味着，超过10%的青年男性将成为“剩男”，数量或达3000万至5000万之巨。
受婚姻匹配梯次结构的影响，农村大龄男性青年的婚姻竞争将明显加剧，农村的巨额彩礼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并连锁引发妇女拐卖、婚姻诈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农村光棍现象正得到学界的更多关注。
不同来源的社会调查显示，农村大龄单身男性群体将面临严峻的社会问题与挑战。
首先是多重贫困属性的叠加，原生家庭的物质贫困往往是婚姻竞争失利的重要原因，婚姻失利又反过来加剧了个体贫困，同时还伴随着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支持的缺失以及社会关系网的匮乏等，形成多维度的贫困累积。
其次，贫困具有家庭生命周期的传导性，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所在家庭将因为婚姻问题而产生家庭内部功能的缺失，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养老、发展和自我实现等需求，导致家庭可持续发展受损。
同时，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规模性对公共安全也会造成不利影响，有研究显示，性别比失衡与农村犯罪率上升之间存在一定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