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并不同意，在1923年驳回了辛德的入籍申请。法院的判决书写道：“金发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棕色皮肤的印度人在难以追溯的远古也许确实拥有共同的祖先，但任何普通人都很清楚，他们现在有着明确和完全的区别。”
这些判决对寻求入籍的亚洲人来说是一场场令人心碎的劫难。随着亲西欧的情绪日益高涨，政府开始取消早已在美国生活的亚洲人后裔的公民身份。这等于是在驱逐已经在美国合法度过了大半辈子的许多人。一个世纪后，穿过美国南方与墨西哥之间边境的那些移民亦面临同样的境遇。
政府的决定会导致悲剧性的结果。最高法院裁定印度人不是白人，因此无权获得公民身份时，瓦希诺·达斯·巴盖，这位印度移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8年。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在旧金山的菲尔莫尔街有一家自己的杂货店。他穿三件套的正装经营店铺，头发剪得很短，从一侧分缝。巴盖在政府对非白人移民的打压中失去了公民身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项法律对非公民人员的经济权利做出限制，他因此被剥夺了自己亲手建立的营业。他失去了护照，返回印度的尝试因此受挫，他于是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人。
巴盖远离祖国，被新家所在的国家拒绝，最后在圣何塞租了一个房间，打开煤气自杀。他在留下的遗书中哀叹自己为了来美国而牺牲了一切，结果却是一场空：“这条路有障碍，那条路被封锁，背后的桥已经被焚毁。”
无论边缘人申请者通过什么途径获得认可，种姓制度都会随机应变，按照自己的方式保持上等种姓的纯洁性。将幻觉维系在一起的那条线是多么细微而脆弱啊。一位日本小说家曾经说过，日本人小原（Ohara）和爱尔兰人奥哈拉（O’Hara），后者能得到公民身份而前者不能，仅仅因为多了一个小小的撇号，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的。这些判例不但暴露了这些人为标签的荒谬性，更是暴露了它们的不精确性及其隐含的对种族纯洁性的狂热。同时，它们也暴露了种姓制度的固执和僵化——面对与其根基相反的证据，种姓制度如何在逻辑的攻击下寸步不让。
人造的“堕落者”：被排挤出日常活动之外
在中等种姓者寻求被高于他们的种姓接纳时，永恒不变的是对“有污染性的”最低种姓者的绝对排斥。非洲裔美国人非但没有公民身份，他们还和他们在印度的伙伴达利特一样，被强行排除在社会契约之外。
非洲裔美国人和达利特被认为污染因他们而存在，日复一日承受着这样的戕害。在印度，达利特不被允许和支配种姓用相同的杯子喝水，不能居住在有上等种姓居住的村庄里，不能从上等种姓住处的正门前经过；而在大部分时间里，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大多数地方也不能做这些事情。在美国南方，非洲裔美国人在进入任何白人使用的建筑时，都必须走侧门或后门。在整个美国，“日落条款”禁止黑人日落后在白人城镇和居住区露面，否则就会面临受到袭击甚至被处以私刑的危险。在美国北方，酒吧和餐厅尽管允许黑人坐下吃东西，但酒保通常会当众砸碎黑人顾客刚刚使用过的酒杯。餐厅里的客人会纷纷扭头望向玻璃破碎声的源头，看是谁胆敢触动种姓污染的敏感神经。
